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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究
黃玉順：“精神人文主義”平議
發(fā)表時間：2023-03-25 20:41:17 作者：黃玉順 來源：原載《學術界》2023年第3期，第129?137頁
“精神人文主義”平議
黃玉順
黃玉順
【作者按】本文是作者2022年8月15日在尼山世界儒學中心舉辦的儒家人文思想論壇的發(fā)言稿，原載《學術界》2023年第3期，第129?137頁。
【提要】杜維明先生近年來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的構想。這里的“精神”或“精神性”，并非簡單地相對于“物質”或“物質性”。據(jù)其論述，與“精神人文主義”相對的，是這樣兩種既有的人文主義：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即“物質主義”；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即“科學主義”，實質上是指的工具理性意義上的理性主義。換言之，精神人文主義具有這樣兩個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nèi)在性與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理性的凡俗性。“精神人文主義”構想一方面極具啟發(fā)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關鍵詞】杜維明；精神人文主義；平議
“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 Humanism）是杜維明先生提出的一個概念。杜先生提出這個概念，有報道說是在2014年11月12日中山大學的演講中。[1] 其實，此前的2月，杜先生即已發(fā)表了正式的論文《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2]。隨后，杜先生陸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相關的文章和訪談，學界也陸續(xù)出現(xiàn)了一系列回應。本文打算在學界討論的基礎上，集中深入探討“精神人文主義”涉及的幾個基本問題。
一、引言
對于“精神人文主義”這個提法，一些學者私下表示不以為然，而質疑道：“‘精神’人文主義？難道還有‘物質人文主義’嗎？”這關乎“精神人文主義”概念的合法性問題。按照這種質疑，“精神”是與“物質”相對的概念。這是中國大陸學者比較習慣的一種范疇架構、思維方式，自有道理，但并不完全吻合于杜先生的“精神”（spirit）或“精神性”（spirituality）概念。
這里的核心問題是：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究竟何謂？據(jù)首屆“精神人文主義”會議的報道說：“印度學者巴拉蘇布若門尼（R. Balasubramanian）向杜先生建議，應該把儒學當作一種具有精神性的人文主義，以區(qū)別于世俗的人文主義。受此啟發(fā)，杜先生以儒家仁學、尤其是思孟心學的精神價值為核心，提出了‘精神人文主義’。”[3] 按此說法，“精神”是與“世俗”相對的概念。這當然不無根據(jù)，但仍然并不完全吻合于杜先生的“精神”或“精神性”概念。
有鑒于此，首先應當仔細分析一下剛才提到的杜先生具有宣言性的正式論文。以下是該論文的“提要”：
現(xiàn)階段人們對文化的認知與踐行有所不足，這一方面是沒有重視終極的精神性，一方面是物質主義、科學主義的盛行。具體到人文理念，前者表現(xiàn)為不接受內(nèi)在主體的外在人文主義，后者表現(xiàn)為凡俗的人文主義。這些依然是百年來西方文明的沖擊所造成的偏差，形成了古今中西的對立與分裂。要克服這些不足，發(fā)揮人文精神的價值，使中國文化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地方知識，就需要發(fā)掘人的內(nèi)在心靈世界，需要證成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仁”的核心價值，并且貫通到個人修養(yǎng)與社會活動。這樣的人文理念是一種精神性人文主義，能夠克服外在人文主義、凡俗人文主義的不足。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價值在于，既能夠成就人的內(nèi)在價值，不被外物異化，也能夠提高處理外在世界的能力，提供堅實的精神支持，從而內(nèi)外貫通，和諧圓融，實現(xiàn)中國乃至整個人類的進一步發(fā)展。[4]
顯然，“精神人文主義”是與啟蒙運動以來的兩種既有的人文主義相對的：一種是“外在的人文主義”（external humanism）即物質主義（materialism）；一種是“凡俗的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即科學主義（scientism）。顯而易見，精神人文主義具有兩個思考維度：一是精神的內(nèi)在性與物質的外在性；二是精神的超越性與科學的凡俗性（此處“科學”實指工具理性，詳下）。
二、關于“物質主義”或“外在人文主義”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一種人文主義是“外在的人文主義”，即“物質主義”。這里，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外在”和“物質”相對的。
（一）精神與物質
關于這個問題，杜先生有以下幾層思考：
1．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評估
杜先生說：“現(xiàn)在對社會宰制最大的就是世俗人文主義，包括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以及后現(xiàn)代主義批評的那些資本主義、后殖民主義。”[5] 杜先生的意思顯然是，現(xiàn)代人類的基本心理狀態(tài)就是：崇尚物質追求，缺乏精神追求。筆者理解，杜先生并不是說現(xiàn)代人類只有物質追求，沒有精神追求。他只是說：物質主義是對現(xiàn)代人類“宰制最大”的方面。當然，這是可以討論的：
（1）應當承認，杜先生所指出的物質主義現(xiàn)象確實是存在的。不過，這究竟是不是對現(xiàn)代人類“宰制最大”的方面？這是可以討論的。例如，顯而易見，現(xiàn)代人類具有對“自由”“平等”等價值的強烈追求，這些能否歸結為物質追求？如果不能，究竟哪一個是“最大”的追求？
（2）現(xiàn)代人類的某些價值追求，例如對“人權”或“權利”的追求，其實很難簡單地歸為“物質追求”或“精神追求”，它們顯然既是精神性的，也是物質性的。
（3）杜先生并不是要否定任何物質追求；他只是認為，不僅物質追求與精神追求之間應當取得平衡，而且精神優(yōu)先于物質。我們知道，較之前現(xiàn)代社會，現(xiàn)代性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對物質追求給予價值上的肯定。這種觀念，在儒家內(nèi)部也早已出現(xiàn)，最典型的就是戴震對“血氣”之“欲”的肯定，認為“欲出于性”，“血氣之于嗜欲，皆性使然耳”[6]。
2．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表現(xiàn)
杜先生說：“在物質化、科學化的現(xiàn)代社會，外在系統(tǒng)變得極為強大，我們已經(jīng)習慣了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認為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的運動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乎道理的。”[7] 這里的意思是說，現(xiàn)代人類的普遍心理狀態(tài)就是：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1）應不應該“讓自我去適應客觀世界”？這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不論是面對自然界的客觀狀況，還是面對社會的客觀狀況，我們有時需要去順應它，有時需要去改變它。這正如杜先生所說：“實際上，事物都是內(nèi)外兩方面綜合決定的。那么，在內(nèi)在系統(tǒng)與外在系統(tǒng)的關系上就有‘物隨心轉’和‘心隨物轉’兩種方式，選擇以哪一方面為主都是可以的。”[8] 例如，如果人類社會正在由前現(xiàn)代社會轉變?yōu)楝F(xiàn)代性社會，那么，我們就應當去“適應”這種客觀趨勢。
當然，杜先生在這里所談的是“物質化、科學化”的世界，這種“外在系統(tǒng)變得極為強大”，這確實就需要我們?nèi)ジ淖兯?，而不?ldquo;適應”它。不過，這種客觀方面的改變首先需要主體方面的改變：
（2）應不應該“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這也不能一概而論，而取決于“自己心靈”本身如何。要讓外物來適應自己的心靈，這個心靈本身首先應當是“開放的心靈”[9]。杜先生本人就保持著一顆“開放的心靈”，他說：“我們的心對外在世界有著無限反應的可能，它開放、多元、包容，從最遙遠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對我們的心量來說，都可以到達。”[10] 我們的心靈“對外在世界”起“反應”，即儒家所講的“感于物而動”，“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11]，這恰恰不是“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而是讓自己的心靈去適應外物。如若不然，例如復古主義的心靈，那么，“讓外物來適應自己心靈”將會導致什么后果？所以，筆者強調(diào)：“未能成己，焉能成人？”[12]
3．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反撥
面對現(xiàn)代人類的心理狀態(tài)，杜先生相信“物極必反”，他引述梁漱溟先生的看法，認為“當人類物質文明發(fā)展到極致，印度的舍離人生必然會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13]。這是梁先生將他的共時性的“人類文化三路向”運用于歷時性的“人類文化三階段”的構想，認為人類文化呈現(xiàn)這樣的發(fā)展階段：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印度文化。[14] 杜先生本人當然不主張這樣的印度文化構想，但同樣相信現(xiàn)代人類的極端狀態(tài)必將產(chǎn)生其相反的“精神”訴求。
4．造成現(xiàn)代人類心靈狀態(tài)的原因
杜先生說，“文化中國的精神資源在現(xiàn)階段是薄而不是厚，其價值領域是少而不是多”，而其原因“是西化，這個西化所體現(xiàn)出來的精神，可以說是物質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廣義的科學主義”。[15]
這里似乎存在著一種思維模式：“西方物質文化vs中國精神文化”。這是新文化運動以來常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例如張君勱先生說：“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學家，側重內(nèi)心生活之修養(yǎng)，其結果為精神文明。三百年來之歐洲，側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結果為物質文明。”[16] 這其實是一種太簡單化的比較模式；事實上，中國也有物質文化，西方也有精神文化。不過，杜先生在這里只是在說中國的情況，而非整個現(xiàn)代人類的情況，因為西方的物質主義當然不是“西化”的結果。
5．解決現(xiàn)代人類心靈問題的辦法
杜先生說：“《大學》講，‘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即個人的身心如何能夠整合，使得你的心靈的世界和你物質生活的世界中間，沒有很大的割裂。”[17] 顯然，在杜先生看來，中國儒家的“精神”文化能夠解決物質主義帶來的問題。這容易引起誤解，以為杜先生抱持一種狹隘的文化民族主義或原教旨的態(tài)度。
（1）應當注意，杜先生所強調(diào)的是“修身”，即首先改變自身。他說，“修身”就是“成己”，這是一種“反思”，即“是對何謂人，如何學習做人，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盡己之性如何可以參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等大問題的反思”[18]。這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拙文所說的“未能成己，焉能成人”。
（2）不僅如此，要解決現(xiàn)代人類的問題，并不是儒家獨行其是，而是在“儒家文明的自新”前提下的“全球文明的共建”，即筆者在拙文中談到的：“正如杜維明先生曾多次引證的荀子的情感態(tài)度：‘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是講的具有仁者愛人的情感；‘以學心聽’是講的具有虛心傾聽的態(tài)度；‘以公心辨’是講的具有堅持公理的立場，能夠‘以公義勝私欲’，‘貴公正而賤鄙爭’，‘公正無私’‘志愛公利’‘公察善思’，如此‘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19]
（二）內(nèi)在與外在
上述“精神與物質”的關系，杜先生歸結為“內(nèi)在與外在”的關系：精神是內(nèi)在的，物質是外在的。這看起來是“卑之無甚高論”的老生常談，而杜先生有他自己的理解：
1．內(nèi)在精神的內(nèi)涵
（1）內(nèi)在精神是豐富的“個體性”。杜先生說：“我們應該把握四種關系。第一種是自我本身的內(nèi)在關系，就是身心靈神的統(tǒng)一。”[20] 這里不僅涉及“身心靈神”，而且“個體的內(nèi)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tài)平衡，有良知、智慧、欲望，對事事物物有反應、有偏好、有選擇”[21]。這就是個體性精神的豐富性。
這里要特別留意杜先生列為首位的“己”即“個體”。郭齊勇先生指出，在杜先生那里，“‘仁’是個體的主體性，相當于康德的自由意志”[22]。杜先生說，儒家“主張學者為己，就是學習為了完成自己。自己的‘己’，就是你的核心價值”[23]；“個人的主體性是‘為己之學’的起點”[24]。筆者多次講過，現(xiàn)代價值觀雖然有一系列，但最根本的是個體性。[25] 杜先生強調(diào)個體性，這是現(xiàn)代性意識的鮮明體現(xiàn)，同時也是儒家“以身為本”的傳統(tǒng)。[26]
（2）內(nèi)在精神統(tǒng)攝于根本的“主體性”。個體心靈的豐富多彩的因素之間并不是平列的，它們背后有一種根本性的主導性的東西，杜先生稱之為“內(nèi)在主體”。盡管“個體的內(nèi)在心靈也是多元因素構成的動態(tài)平衡”，“心靈內(nèi)部會有不同因素的相互沖突”，但“可以進行調(diào)整和改變，達成一個動態(tài)穩(wěn)定。這是人之為人的內(nèi)在主體”[27]。顯然，精神人文主義是一種主體性哲學[28]，正如海德格爾所說：“什么是哲學研究的事情呢？……這個事情就是意識的主體性。”[29] 當然，海氏的意思，這種主體性哲學屬于傳統(tǒng)存在論，需要“基礎存在論”（fundamental ontology）為之奠基，即首先進一步追問“主體性何以可能”，亦即深入“存在者何以可能”這個當代思想前沿視域。[30] 不過，杜先生經(jīng)常強調(diào)的“學以成人”，與這樣的思想視域之間也不無相通之處。
2．內(nèi)在精神的本質
上述個體主體性，在杜先生看來，本質上就是“良知”。他說：“個人的身體、心靈和自己最高的理想進行融合，這種融合形成的作用力來自于內(nèi)部的反思。除反思外還需有一個內(nèi)在的意識，即良知。良知的能量來自個人主體性中自覺的動力。”[31] 這里“良知”“反思”“動力”之間的關系雖然尚不清晰，但“反思”應當是來自杜先生所服膺的孟子之“思”[32]，所以應當是來自孟子所說的“良知”[33]。
杜先生認為，這就是孔子所說的“仁”。他說：“孔子所講的‘克己復禮為仁’，就是高揚人的內(nèi)在主體。”[34] 確實，孔子之“仁”就是說的個體內(nèi)在主體性，他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35] 當然，對“仁”的內(nèi)涵規(guī)定是否以“克己復禮”為準，這是可以討論的。筆者以為，在孔子的“仁→禮”思想中，“克己復禮”強調(diào)“守禮”一面；強調(diào)積極“制禮”一面的思想則是“禮有損益”[36]，乃是強調(diào)社會規(guī)范及其制度變革的內(nèi)在價值根據(jù)，這更加“高揚人的內(nèi)在主體”，而成為儒家正義論的原理。[37]
筆者本人更傾向于杜先生關于“仁”的這樣一種理解：這種主體性，追本溯源，乃是情感主體性。這也是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學”一再強調(diào)的。[38] 杜先生也說：“這顆善心也就是孟子一再強調(diào)的‘仁之端’，能夠體現(xiàn)同情心（‘惻隱’）的最內(nèi)在、也最真實的人性。”[39] 注意：這不是“仁”本身，而是“仁之端”，即“仁”的情感發(fā)端、情感源頭。朱熹明確指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40] 作為主體性的“仁”之“性”發(fā)端于“惻隱”之“情”，這正是上文談到的回答“主體性何以可能”的問題，它不同于宋明理學的“性→情”架構，而是“情→性”架構。[41]
3．內(nèi)在精神的目標
杜先生說，在儒家的人文精神中，其目的是成為一個以仁涵攝四個維度即己、群、地、天的人。即身心的整合、人和社會的互動、人和自然的持久和諧、人心天道的相輔相成，就構成了一個人之所以成人的基本框架。[42] 這是精神人文主義的系統(tǒng)結構性表述，很有意思：在“內(nèi)在”與“外在”相對的語境下，內(nèi)在精神被歸結為“己”之“仁”，那么，“群、地、天”就是外在的；而在談到內(nèi)在精神的目標時，“己、群、地、天”四個維度都要“以仁涵攝”，這就取消了“內(nèi)外之別”，這是杜先生所遵從的牟宗三先生等現(xiàn)代新儒家的“內(nèi)在超越”（immanent transcendence）理路。[43] 在這個意義上，“精神人文主義”畢竟還是一種“人文主義”，或譯“人本主義”（humanism）。筆者曾撰文說：儒學，至少孔子和孟子的儒學，并不是人本主義，而是“天本主義”（tianism）（詳下）。[44]
三、關于“科學主義”或“凡俗人文主義”
杜先生所批評的第二種人文主義是“凡俗的人文主義”，即“科學主義”。這里，杜先生的“精神”概念是與“凡俗”和“科學”相對的。
（一）精神與理性
杜先生所說的“科學”，其實應當是指的“理性”（rationality），更確切地說，是指的“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而“科學”只是其典型標志。杜先生明確說：“西方啟蒙所代表的世俗的人文主義以人為中心，是一種工具理性”[45]；“如果人類把自然當成是身外物來利用它，這完全是一種工具理性的方式”[46]。這種工具理性，他有時簡稱為“理性”，例如：“必須在理性之外，開拓出一個同情或慈悲的領域”[47]。這里以科技為代表的“理性”，當然不是康德的“理性”概念，即絕不包括“實踐理性”。
1．關于理性。談到在理性之外開拓出情感領域的問題，杜先生舉例說：“亞當·斯密，不僅是《國富論》的作者，也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他就認為人最珍貴的不是理性思維，而是同情。”[48] 這種觀點不能被歸結為非理性主義或反理性主義，杜先生說：“這不僅和理性是沒有沖突的，而且理性和共感的情應該配合起來。”[49] 為此：
（1）杜先生倡導“道德理性”，他說，儒家“從‘為己之學’開始，有非常強的人格發(fā)展，代表道德理性”[50]。這是來自康德的概念，即相當于“實踐理性”[51]；亦有學者談到儒家的“道德理性”[52]。至于儒學中是否也有工具理性，這也是部分儒家學者關心的問題，因為它關乎儒學與科學的關系問題，包括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民主與科學”問題、現(xiàn)代新儒家的“新外王”問題。[53]
（2）杜先生提出“良知理性”的概念，他說：“作為精神性人文主義的儒家，提出了每一個有良知理性的知識人都必須關注的四大議題。”[54]“良知理性”是一個原創(chuàng)性的概念，杜先生有專文《以良知理性重建價值》[55]，值得進一步深究，包括與康德的“實踐理性”進行比較。
（3）杜先生呼吁“公共理性”，他說：“公共理性的聲音在不同領域能夠出現(xiàn)，這些應該成為我們努力的方向。”[56]“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是一個復雜的概念，霍布斯、盧梭、托馬斯·杰斐遜、康德和羅爾斯等的用法都不同。例如羅爾斯（John Rawls）說：“公共理性是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特征。它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他們的理性目標是公共善，此乃政治正義觀念對社會之基本制度結構的要求所在，也是這些制度所服務的目標和目的所在。”[57] 對于我們來說，怎樣發(fā)展出儒家的“公共理性”概念，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2．關于科學。近代以來，伴隨著人文主義的興起，科學主義也大行其道，而帶來了若干問題。[58] 杜先生并不是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主義”。不僅如此，他認為“儒學與自由、民主、科學存在配合的可能”，所以很關注“科學民主，當然也包括自由、人權、法制、個人的尊嚴這些基本精神，這些精神怎么能夠成為發(fā)展中國文化的重要資源”。[59]
（二）超越與凡俗
杜先生所說的凡俗人文主義的“凡俗”，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印度學者所說的“世俗”，兩者是同義詞：secular或secularity；與之相對的是“超越”（transcendence）。[60] 這是一個來自西方宗教與哲學的概念，經(jīng)過牟宗三先生等將其與中國哲學對勘，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個重要話題。[61] 最近幾年，這個問題再次成為中國哲學熱點。
在精神人文主義的“己、群、地、天”四個維度中，“天”的維度即超越的維度，亦即傳統(tǒng)的“天人之際”問題。關于這個問題，以下幾點值得討論：
1．儒學超越之維的存在
杜先生指出：“現(xiàn)在國內(nèi)大家關注得比較多的是身心和諧、人和社會的關系，以及人和自然的關系問題，而對最后一個人與天的關系問題關注度不夠。其實，世界文明中有很多對于‘敬天、畏天’這種信念、信仰，以及超越性的敬重。” 他指出：“如果只注意凡俗的世界而對很多宗教傳統(tǒng)、精神傳統(tǒng)（超越的上帝、安拉這種精神的最高實體）完全不照顧到也是不可行的。”[62]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為此，杜先生指出，儒家雖然是入世的，但“入世就是要變成世俗之人？……我總覺得，把孔子的入世思想說成是世俗的，而消解其精神性以及宗教性，對孔子是不公平的。”[63] 杜先生肯定地說：“孔子對人的精神的全面反思，后面有一個超越的天的理念。這個超越的理念，《易經(jīng)》有明確的表達，在《尚書》《詩經(jīng)》和《禮記》中也隱約能看到。”[64] 筆者完全贊同杜先生這個判斷，也曾撰文加以論述。[65] 楊國榮教授也談到：精神人文主義的“‘精神’首先指向超越的追求，在這一層面，精神人文主義同時隱含宗教性”[66]。
當然，杜先生本人嚴格區(qū)分“宗教”與“宗教性”。他說：“儒家具有一種深厚的超越傳統(tǒng)而不是世俗的人文主義，也不是一神論意義下的宗教”[67]；但他并不否定儒學的“宗教性”，例如他的著作《論儒學的宗教性》[68]。而筆者則區(qū)分孔孟儒學與宋明理學兩種不同的超越范式，前者不僅具有“宗教性”，而且就是“宗教”。[69] 至于面向未來的儒學，這更是一個重大的時代課題。杜先生也注意到：“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以印度尼西亞為例，現(xiàn)在發(fā)展的勢頭很好，它有儒教，儒家是他們信仰的宗教。”[70] 總之，無論在“宗教”還是“宗教性”的意義上，儒學都具有“超越”的維度。
杜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注意：“程顥講‘天理二字是我自家體貼出來的’，就是我真正感受到我現(xiàn)在的日常生活所做的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本身就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的社會關系，而是有更深刻的價值，這個深刻的價值就來自于天。”[71] 杜先生在這里所肯定的儒家這個一脈相承的觀念，筆者非常認同：內(nèi)在精神的“深刻的價值”乃是“來自于天”的。
2．儒學超越之維的內(nèi)涵
但是，在精神人文主義的構想中，“精神”既是內(nèi)在的（immanent），又是超越的（transcendent）。杜先生前面說內(nèi)在精神“來自于天”，那其實正是杜先生所拒絕的“外在超越性的宗教”[72]；他的正面觀點是“儒家的超越突破即基于對人的全面了解之上，并非向往一個遙遠上帝或天主”，“這是內(nèi)在超越（imminent transcendence）”[73]。這里的“超越突破”，指在超越觀念上的突破，即余英時先生所說的“軸心突破”（Axial breakthrough）[74]，意指轉向內(nèi)在超越。這是與“外在超越”（external transcendence）相對的，乃是牟宗三先生等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的一種“中西”比較模式。[75] 顯然，杜先生是要在儒學與宗教之間劃界，這個界線就是心性“內(nèi)在”而上帝“外在”。但事實上，在杜先生提到的《尚書》《詩經(jīng)》等經(jīng)典文獻中，“上帝”正是一個宗教性的外在超越者。
所以，“內(nèi)在超越”這個觀點受到不少人、包括筆者本人的質疑。筆者把“內(nèi)在超越”觀點概括為“中國哲學‘內(nèi)在超越’的兩個教條”：中國哲學與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內(nèi)在超越”；它優(yōu)越于西方宗教與文化的“外在超越”。[76] 筆者總結了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即孔孟儒學并未取消外在超越之“天”，其內(nèi)在超越旨在“事天”；而宋明理學卻是以內(nèi)在的心性取代外在超越之“天”，其內(nèi)在超越可謂“僭天”。[77]
杜先生是牟宗三先生等現(xiàn)代新儒家的傳人，在超越問題上也繼承了牟先生等的觀點。他做了一種比較：“在西方神學，外在超越理念是歷史性（historical）思維，基督教很明顯，伊斯蘭教、猶太教都有。另一種則是宇宙論的（cosmological）思維。民間的、原住民的，或佛教的、儒家的，多半是屬于宇宙論的思維。在外在超越性的宗教中，對進步對發(fā)展非常強調(diào)。但在宇宙論的視野之下，對世界有著更寬廣的了解?？梢哉f，儒家有一種‘人類宇宙’（anthropo-cosmic）的觀念。”[78] 這里“人類宇宙”這個概念值得注意，它令人想起陸九淵的說法：“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79] 顯然，杜先生對儒家超越觀念的理解，與牟宗三先生一樣，都是基于宋明理學的理解。
因此，杜先生說：“自我能夠和天地萬物合為一體，又是內(nèi)在于我最內(nèi)心的深刻的價值。它不是從外面加之于我的，而是我自己發(fā)現(xiàn)的，我自己能夠理解的，我將此變成一種信仰。”[80] 前面說內(nèi)在精神價值“來自于天”，這里說“它不是從外面加之于我的”，這個矛盾的消解，只有一種路徑，即取消“內(nèi)外之別”，而取消的方式就是以“人”代“天”。所以，杜先生說：“儒家相信內(nèi)在主體有終極性。”[81] 這就是說，終極性的超越者不是“天”，而是“人”的“自我”。對此，倪培民教授指出：“把性看作天命，是最高的自我超越，自我神圣化，天人合一。此即牟宗三（1909?1995）、杜維明說的‘內(nèi)在的超越’。”[82] 這個“自我神圣化”的概括，盡管是正面的肯定，卻是非常精準的。
那么，怎樣證成這個不假外求的“自我”呢？杜先生甚至訴諸宇宙演化論、生物進化論：“人是通過宇宙轉化的大的潮流而出現(xiàn)的，我們現(xiàn)在講可能是從130多億年前大爆炸一直逐漸發(fā)展出來的，包括地球的出現(xiàn)、生命的出現(xiàn)、意識的出現(xiàn)、人類的出現(xiàn)。儒家在這個大框架中有一個基本信念，就是人類的出現(xiàn)是有意義的，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一種超越外在的力量把它創(chuàng)造出來的，它是經(jīng)過長期演化而出現(xiàn)的。”[83] 這樣一來，就不再是“人類宇宙”，而是“宇宙人類”了。杜先生認為人類“不是某一種超越而外在的力量把它創(chuàng)造出來的”，但又堅持“人類的出現(xiàn)是有意義的”，那么，人的意義就只能是自然界的演化所賦予的。
其實，筆者覺得杜先生的這樣一個說法，更接近原典儒學的超越觀念：“世界是自然的一部分，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人存在不是為了吃飯，人的存在是有意義的，人是有價值的，‘天生人成’，我們還要幫助上天把美好的世界在我們的生活世界里面體現(xiàn)出來。”[84] 這里值得注意兩點：
（1）“天生人成”這個表達，從牟宗三先生開始，學界都以此來概括荀子的思想。[85] 杜先生卻不是在談荀子，這令人想起《易傳》“繼善成性”的表達：“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孔穎達疏：“‘繼之者善也’者，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yǎng)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成之者性也’者，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86] 這里，“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天生”，“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即“人成”。人能一方面“后天而奉天時”，即人合乎天；另一方面“先天而天弗違”，即天合乎人。[87]
（2）“這和三大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的崇敬是可以配合的”，意味著“天”并不僅僅是“自然界”，甚至也不是《易傳》所說的義理性的“道”，而是某種“宗教超越精神世界”。筆者認為，這更符合周公與孔子的“天”觀念。
3．儒學超越之維的愿景
在超越問題上，杜先生思考的問題是：“存不存在這樣一種人文主義：既不排斥自然，又注重物與神。它既注重物，就是和自然的親和；又注重神，有很強的精神資源，可是它又是以人為核心的，不是‘人類中心主義’，而是以人為關注重點的。……這是精神人文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88]
至于這樣的精神人文主義的思想資源，杜先生表示，他“期待也堅信‘思孟心學’所體現(xiàn)的仁道必能揚棄啟蒙心態(tài)所突出的凡俗的人文主義，而成為人類21世紀探究和平發(fā)展不可或缺的參照”[89]。杜先生特別看重思孟學派，他明確地說：“我研究儒家文化始于孟子心性之學，如何由孟子心性之學開展出精神性的人文主義，使之能應對目前人類遭遇的倫理困境？這是個集體課題。”[90] 確實，從“周孔之道”的超越范式向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的轉換，思孟學派正是轉折點。[91] 孟子一方面保持著周孔的外在超越之“天”，追求由“盡心”而“事天”[92]；另一方面大力闡揚“心性”，講“萬物皆備于我”[93]，開啟了內(nèi)在超越之路。這是中國思想觀念在軸心時代的過渡狀態(tài)。杜先生更注重后一方面，是以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來理解孟子的超越觀念。因此，他給予孟子以極高的評價：“孟子心性之學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指歸現(xiàn)實的終極意義。”[94] 這個評價值得分析：從超越范式轉向的角度看，孟子確實“超越了同時代的軸心文明思想”，甚至可以說“超越”了孔子；但這種以“現(xiàn)實”為“終極意義”的觀念，在什么意義上不再是杜先生所批判的“凡俗”的人文主義呢？這個問題，在杜先生那里似乎并不是問題，因為在他看來，“現(xiàn)實”中的“人”的心性本身就是超越的。這正是筆者所說的“宋明理學的超越范式”，如張載講的“天人一物”[95]，程頤講的“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96]，朱熹講的“心性，便是天”[97]，陸九淵講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98]，王陽明講的“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99]，等等。
綜上所述，杜維明先生提出的“精神人文主義”構想，正如郭齊勇先生所說，“極具啟發(fā)性”[100]，同時也留下了諸多可以討論的問題。
A Calm Discussion on "Spiritual Humanism"
HUANG Yushu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HUANG Yushun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ism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r. Tu Weim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ion of "spiritual humanism". The "spirit" or "spirituality" here does not simply correspond to "material" or "materiality". According to his discussion, compared with "spiritual humanism", there are two existing humanisms: one is "external humanism", namely "materialism"; the other is "secular humanism", namely "scientism" that essentially refers to rationalism in the sense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n other words, spiritual humanism has two thinking dimensions: the first is the immanence or internality of spirit and the externality of matter; the second is the transcendence or transcendentness of spirit and the secularity of rationality. On the one hand, the conception of "spiritual humanism" is very enlightening,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leaves many issues that can be discussed.
Keywords: Tu Weiming; Spiritual Humanism; Calm Discussion
注釋：
[1] 邱楚媛：《學界研討“精神人文主義”》，《光明日報》2018年6月2日第11版。
[2] 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復禮為仁的現(xiàn)代解讀出發(fā)》，《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
[3]《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舉辦首屆“精神人文主義”工作坊》：https://ias.nju.edu.cn/91/1f/c13157a299295/page.htm。
[4] 杜維明：《建構精神性人文主義——從克己復禮為仁的現(xiàn)代解讀出發(fā)》，《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第4?10頁。以下凡引此文，不再注明。
[5]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 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理》，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2、7頁。
[7]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9] 蒙培元：《心靈的開放與開放的心靈》，《哲學研究》1995年第10期，第57?63頁。
[10]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1]《禮記·樂記》，《十三經(jīng)注疏》，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527頁。
[12] 黃玉順：《未能成己 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13] 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22期，第74?77頁。
[14] 參見黃玉順：《梁漱溟先生的全盤西化論——重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1–129頁。
[15]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16] 張君勱：《人生觀》，《清華周刊》第272期，1923年；載《科學與人生觀》，黃山書社2008年版，第36頁。
[17]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18]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19] 黃玉順：《未能成己，焉能成人？——論儒家文明的自新與全球文明的共建》，《甘肅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第50–55頁。
[20]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1]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2] 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陳來主編，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10頁。
[23]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24]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25] 黃玉順：《論儒學的現(xiàn)代性》，《社會科學研究》2016年第6期，第125–135頁；《論“儒家啟蒙主義”》，《戰(zhàn)略與管理》2017年第1期，中國發(fā)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221–250頁；《論陽明心學與現(xiàn)代價值體系——關于儒家個體主義的一點思考》，《衡水學院學報》2017年第3期，彩插第4–7頁。
[26] 黃玉順：《“以身為本”與“大同主義”——“家國天下”話語反思與“天下主義”觀念批判》，《探索與爭鳴》2016年第1期，第30–35頁。
[27]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28] 蒙培元：《論中國哲學主體思維》，《哲學研究》1991年第3期，第50?60頁；《中國哲學主體思維》，東方出版社1993年版。
[29] 海德格爾：《面向思的事情》，陳小文、孫周興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76頁。
[30] 黃玉順：《形而上學的奠基問題——儒學視域中的海德格爾及其所解釋的康德哲學》，《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第36–45頁。
[31]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32]《孟子·告子上》，《十三經(jīng)注疏》，第2753頁。
[3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jīng)注疏》，第2765頁。
[34]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35]《論語·述而》，《十三經(jīng)注疏》，第2483頁。
[36]《論語·為政》，《十三經(jīng)注疏》，第2463頁。
[37] 黃玉順：《孔子的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10年第2期，第136–144頁。
[38] 蒙培元：《情感與理性》，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202頁。
[39] 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40] 朱熹：《孟子集注·公孫丑上》，《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38頁。
[41] 黃玉順：《愛與思——生活儒學的觀念》（增補本），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9?72頁。
[42]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43] 黃玉順：《中國哲學“內(nèi)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44] 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45]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6]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47]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8]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49]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0]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51] 張溢木、王樂：《試析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的道德理性》，《中南林業(yè)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第4?6頁；徐鳳林：《對道德理性的存在哲學反思》，《哲學動態(tài)》2013年第9期，第65?70頁；路紅芳：《康德對啟蒙主義的前提批判——論康德道德理性的自由觀》，《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1期，第1?5頁。
[52] 趙法生：《情理、心性和理性——論先秦儒家道德理性的形成與特色》，《道德與文明》2020年第1期，第40?46頁。
[53] 黃玉順：《儒學與作為科學理論基礎的知識論的重建》，《當代儒學》第8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4–101頁。
[54] 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55] 杜維明：《以良知理性重建價值》，《道德與文明》2016年第2期，第5?7頁。
[56]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57] 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226頁。
[58] 黃玉順：《超越知識與價值的緊張——“科學與玄學論戰(zhàn)”的哲學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0?88、102?111、293?305頁。
[59]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0] 黃玉順：《“超驗”還是“超凡”——儒家超越觀念省思》，《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5期，第73–81頁。
[61] 黃玉順：《中國哲學“內(nèi)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62]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63]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4]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65] 黃玉順：《周公的神圣超越世界及其權力話語——〈尚書·金縢〉的政治哲學解讀》，《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第26–33頁；《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系統(tǒng)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神圣超越的哲學重建——〈周易〉與現(xiàn)象學的啟示》，《周易研究》2020年第2期，第17–28頁。
[66] 楊國榮：《精神人文主義：意義及其擴展》，《孔學堂》2020年第1期，第4?10頁。
[67]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68] 杜維明：《論儒學的宗教性——對〈中庸〉的現(xiàn)代詮釋》，段德智譯，武漢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69] 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0]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71]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72]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電子版2014年12月25日。
[73]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4] 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代序”，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2頁。
[75] 牟宗三：《中國哲學的特質》，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版，第30–31頁；余英時：《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第222頁；湯一介：《儒道釋與內(nèi)在超越問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自序”，第1頁。
[76] 黃玉順：《中國哲學“內(nèi)在超越”的兩個教條——關于人本主義的反思》，《學術界》2020年第2期，第68–76頁。
[77] 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78] 杜維明：《什么是精神人文主義》，《南方周末》2014年12月25日。
[79] 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鐘哲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3頁。
[80]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1] 杜維明：《用儒家的精神性人文主義面對“喪”》，《中華讀書報》2018年8月8日。
[82] 倪培民：《儒學的精神性人文主義之模式：如在主義》，《南國學術》2016年第3期，第472?485頁。
[83] 杜維明：《為什么要“學做人”——關于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84]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5] 牟宗三：《荀學大略》，《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冊，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84?198頁；路德斌：《荀子哲學的兩大原理——“天生人成”與“禮義之統(tǒng)”及疏解》，《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科學版）2017年第4期，第118?130頁；王楷：《天生人成：荀子工夫論的旨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頁；姚海濤：《天生人成與禮術合一——荀子養(yǎng)生之道詮論》，《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第25?32頁；梁濤：《“天生人成”與政治形上學——荀子天論發(fā)微》，《中國哲學史》2021年第5期，第20?30頁。
[86]《周易正義·系辭上傳》，《十三經(jīng)注疏》，第78頁。
[87]《周易正義·乾文言傳》，《十三經(jīng)注疏》，第17頁。
[88] 張梅：《精神人文主義與民族文化復興——訪北京大學高等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教授》，《中華讀書報》2019年3月27日。
[89] 杜維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價值》，《人民論壇》2014年第15期，第74?77頁。
[90]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91] 黃玉順：《“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2]《孟子·盡心上》，《十三經(jīng)注疏》，第2764頁；黃玉順：《天吏：孟子的超越觀念及其政治關切——孟子思想的系統(tǒng)還原》，《文史哲》2021年第3期，第86–103頁；《“事天”還是“僭天”——儒家超越觀念的兩種范式》，《南京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54?69頁。
[93]《孟子·盡心上》，《十三經(jīng)注疏》，第2764頁。
[94] 杜維明：《以精神人文主義應對全球倫理困境》，《精神文明導刊》2018年第1期，第15?17頁。
[95] 張載：《正蒙·乾稱篇》，《張載集》，章錫琛點校，中華書局1978年版，第64頁。
[96] 程顥、程頤：《河南程氏遺書》卷第二上，《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頁。
[97]《朱子語類》卷第六十，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428頁。
[98] 陸九淵：《雜著》，《陸九淵集》卷第二十二，第273頁。
[99] 王守仁：《答季明德》，《王陽明全集》新編本第一冊，吳光、錢明等編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28頁。
[100] 郭齊勇：《杜維明先生精神人文主義的新貢獻》，《儒學第三期的人文精神：杜維明先生八十壽慶文集》，第3?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