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孟子·離婁下》第20章具有厚重的道統(tǒng)論內(nèi)涵。從具體內(nèi)容看，前四句言說禹、湯、文王、武王，后兩句言說周公；從思辨環(huán)節(jié)看，各句分別呈現(xiàn)禹的好惡之辨、湯的操縱之辨、文王的緩急之辨、武王的親疏之辨、周公的兼施之辨與思行之辨；從核心觀點看，“三王”指夏、商、周三代，“四事”指禹、湯、文王、武王的事業(yè)，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周公在孔子之前可謂集大成；從基本精神看，此章與前一章、后二章均為儒家道統(tǒng)論的重要篇什，并與一般所說揭橥道統(tǒng)論先聲的《孟子》末章一脈相承。
《孟子》書中有許多“孟子曰”的字樣，全書出現(xiàn)223次，其中141次出現(xiàn)于章首。在起首為“孟子曰”的141章中，《孟子·離婁下》第20—22章（以下稱作《孟子》8·20—8·221）的這三個字為何被當作衍文呢？一是姚永概《孟子講義》卷八《離婁章句下》按語：“此四章乃一篇文字，合之乃辭完義備?？质钦`分，而又各加以‘孟子曰’三字。分章雖由于趙氏，而‘孟子曰’則是后人妄加。”2二是《孟子文法讀本》卷四《離婁》錄吳闿生眉批：“此‘孟子曰’三字，當衍。蓋此等處，多為后人所增，不足據(jù)也。他篇亦多放此。”3三是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尚論古人編·圣人篇》指出：“此章當從吳摯甫先生之說，與本文前章及本文下二章刪去三‘孟子曰’合為一章。”4吳汝綸（字摯甫）、吳闿生父子以及姚永概是一脈相傳的桐城派學者。他們認為《孟子》8·19—8·22四章旨在揭明儒家道統(tǒng)，而《孟子》8·19起首已有“孟子曰”，所以后三章的這三個字就是衍文。人們未必認可“衍文”之說，但“此四章乃一篇文字”的提法切中肯綮。本文以《孟子》8·20為例，力圖驗證這一提法。
一、禹之好惡：旨酒與善言
《孟子》8·20第一句為：“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孟學史習慣用《戰(zhàn)國策》解讀“惡旨酒”，用《尚書》解讀“好善言”，這使得大禹的好惡之辨具有厚重的歷史內(nèi)涵。
先看“旨酒”。一是《戰(zhàn)國策》卷二十三《魏二》“梁王魏嬰觴諸侯于范臺”條指出：“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5（按：魏嬰即梁惠王。）二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6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戰(zhàn)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7四是呂留良《四書講義》卷三十七《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禹惡旨酒章》指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尚是利害第二層義。只當下便有閑，是圣人存心之密。”8
再看“善言”。一是《尚書·虞書·大禹謨第三》指出：“禹拜昌言曰：‘俞！’”又《尚書·虞書·皋陶謨第四》指出：“禹拜昌言曰：‘俞！’”又《尚書·虞書·益稷第五》指出：“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皋陶曰：‘俞！師汝昌言。’”（按：《尚書》四言“昌言”，均與禹有關。）二是《孟子》3·8指出：“禹聞善言，則拜。”又《孟子》8·20指出：“禹惡旨酒而好善言。”三是《史記》卷二《夏本紀第二》指出：“禹拜美言，曰：‘然。’”四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書》曰：‘禹拜讜言。’”9（按：《尚書》無此語。）五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書》曰：‘禹拜昌言。’”10
一方面，可拿《戰(zhàn)國策》所載儀狄之事解讀“旨酒”，而“善言”前承《尚書》的“昌言”、后啟《史記》的“美言”；另一方面，“而”字兩頭是工夫，一頭是“惡旨酒”，一頭是“好善言”，有所憎惡因而有所喜好即是禹之工夫。
大禹為何“惡旨酒”？張載《正蒙·乾稱篇第十七》指出：“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yǎng)；育英才，潁封人之 錫類。”11（按：崇伯即鯀。）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張子《西銘》云：‘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yǎng)。’顧養(yǎng)者，所以事天也。昔人有以飲酒為全其天者，不知惡旨酒，乃所以養(yǎng)其性也。”12涵養(yǎng)本性，必定事奉天道；事奉天道，必定顧愛贍養(yǎng)；顧愛贍養(yǎng)，必定憎惡旨酒。“惡”先于“好”，同樣揭示了大禹的好惡之辨與《孟子》14·35“養(yǎng)心莫善于寡欲”一章的內(nèi)在關聯(lián)。
二、湯之操縱：執(zhí)中與無方
《孟子》8·20第二句為：“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如果說“執(zhí)中”是商湯之操，“立賢無方”就是商湯之縱。“執(zhí)中”再具體，也比“立賢無方”抽象；“立賢無方”再抽象，也比“執(zhí)中”具體。解讀商湯的操縱之辨，有人將側重點放在前半句，這可視作哲學的做法；有人將側重點放在后半句，這可視作史學的做法。下面對這兩種做法各舉數(shù)例，然后稍加會通。
先看將側重點放在前半句的解讀。一是張載《正蒙·作者篇第十》指出：“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zhí)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13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執(zhí)，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于位，不問其類也。”14三是依據(jù)《朱子語類》卷五十七《孟子七·離婁下·禹惡旨酒章》，有人問道：“‘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莫是執(zhí)中道以立賢否？”朱熹回答：“不然。執(zhí)中自是執(zhí)中，立賢自是立賢。只這‘執(zhí)中’，卻與子莫之‘執(zhí)中’不同。故《集注》下謂：‘執(zhí)，謂守而不失。’湯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而已。”15（《孟子》13·26：“子莫執(zhí)中。執(zhí)中為近之。執(zhí)中無權，猶執(zhí)一也。”）四是饒魯《饒雙峰講義》卷十四《孟子四·湯執(zhí)中》指出：“未應事以前，未發(fā)之中如何執(zhí)得？須是待事在面前，方始量度得何處是過、何處是不及，方可執(zhí)而用。禹、稷之過其門而不入，即是禹、稷之中；顏子陋巷，即是顏子之中。若禹、稷學顏子，這是不及；顏子學禹、稷，這是過。上面自然有個中，執(zhí)中者皆是就事上執(zhí)。擇善而固執(zhí)之，也是就事上擇而執(zhí)之。舜所謂執(zhí)中，也是就事上擇而執(zhí)之。若先執(zhí)定這中，待事物來，即是‘執(zhí)一’，便是‘子莫執(zhí)中’了。”16五是黃宗羲《孟子師說》卷四《“禹惡旨酒”章》指出：“未發(fā)之前慎獨，便是執(zhí)中，非如司馬君實念一‘中’字之為執(zhí)也。‘允執(zhí)厥中’‘執(zhí)其兩端’‘擇善固執(zhí)’，圣賢何嘗諱執(zhí)？若事物之來，方始較量其過不及而執(zhí)之，則是先方圓而后規(guī)矩，非規(guī)矩以為方圓也，正是子莫之執(zhí)中。后世模棱調(diào)停之說，皆出于此。”17六是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執(zhí)中者，如舜之執(zhí)其兩端，用其中于民也。乃執(zhí)乎凡事過不及之中，非執(zhí)乎心之中也。立賢無方者，方，猶格也。見賢則立之于位，但因其所長而用之，不定以格也。”18綜上，商湯與子莫如何執(zhí)中，未發(fā)之中與已發(fā)之中如何分辨，可謂側重前半句解讀的典型體現(xiàn)。
再看將側重點放在后半句的解讀。一是《越絕書》卷十三《越絕外傳枕中第十六》指出：“湯執(zhí)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練卒兵，率諸侯兵伐桀，為天下除殘去賊，萬民皆歌而歸之，是所謂執(zhí)其中和者。”19二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執(zhí)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20三是張載《正蒙·作者篇第十》指出：“‘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21四是張岱《四書遇·孟子·離婁下·禹惡章》指出：“敷求旁招，至湯始廣其途。后此，而魯三桓，鄭七穆，秦、齊、趙、魏之四君，皆以門第相沿。及東晉六朝王、謝、崔、盧輩，各據(jù)紈褲膏粱。‘立賢無方’，故是千古奇覯。”22（按：“紈褲”當作“紈绔”，“覯”當作“觀”。）五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zhí)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俊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zhí)中’為‘執(zhí)中和’，以‘無方’為‘收天下雄俊之士’，亦以無方所言，與趙氏同。”23綜上，商湯舉伊尹，立賢公天下，可謂側重后半句解讀的典型體現(xiàn)。
所謂“側重”自然是相對而言：側重“執(zhí)中”者，旨在抵達“只是要事事恰好，無過不及”之理；側重“立賢無方”者，旨在昭示“公天下而不疑”“千古奇觀”之事。正是從理事關系看，我們又可統(tǒng)合而言：執(zhí)中即見事中理，立賢無方即為理中事，理事無礙、事事無礙即是商湯一操一縱之境界。
三、文王之緩急：如傷與未見
《孟子》8·20第三句為：“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的緩急之辨同樣體現(xiàn)了理事關系，而且比上一句更為顯明。
先看即事而解者。一是《論語》8·20指出：“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二是《孟子》3·1指出：“由湯至于武丁，賢圣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三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于紂也。”24四是張九成《孟子傳》卷二十指出：“夫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何以知其為望道而未之見乎？其視民如傷，文王之心亦已切矣。而紂毒痡四海，害虐蒸民。文王儻遂其無傷之心，則不待武王之時而后伐之也。惟其心日待紂之悔過，將率天下而事之，故雖有如傷之心，雖見道在可取，然以義斷命，以仁待君，故日夜望紂之悔過，而未敢見紂之惡焉。紂儻悔過，即所謂道也。是文王之心雖急于救民，而其心緩于責君者可見矣。”25五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為不動擾；因不動擾，故雍容不急迫也。”“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即命也。天命已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26
再看即理而解者。一是《左傳·哀公元年》指出：“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二是《張載集·張子語錄中》指出：“‘望道而未之見’，望太平也。”27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圣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28四是依據(jù)《孟子或問》卷八，有人問道：“是則然矣，然其曰‘求道之切’者，恐非所以言圣人之心也，奈何？”朱熹回答：“為是說者，正以其德為圣人，而心不自足如此，是乃所以深明圣人之心也。且子胡不以‘視民如傷’者，例而觀之乎？夫文王之民，固已無凍餒者矣，而視之猶若有傷，則其于道雖已與之為一，亦何害其望之如未見哉？若夫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病，而君子之道，夫子自謂未能，其心亦若此而已矣。如果圣人也而其心侈然，每以圣人自居焉，則亦豈所以為圣哉？古今為說，迂回贅附，失其文字之本意，而于圣人之心，又不能有所發(fā)明，由不察乎此而已。”29（按：“博施濟眾，堯、舜猶以為病”，參見《論語》6·30）五是《王陽明全集》卷一《語錄一·傳習錄上》指出：“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30（《論語》9·11：“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六是黃宗羲《孟子師說》卷四《“禹惡旨酒”章》指出：“堯、舜猶病祁寒暑雨，民之呻吟未有一日息也。文王如傷之心，亦豈能一日已乎！道無窮盡，吾之工夫亦日進無疆，才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遠?！蹲ⅰ吩疲?lsquo;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非是。”31七是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如傷者，未傷也。未傷而視之如傷，文王之對于民，常有所歉然也，則夫民之已傷者，視之當何如也？未見者，已見也。已見而望之如未見，文王之對乎道，此心常有所歉然也，則夫道之未見者，望之當何如也？朱《注》云：‘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此說最精確。天下大矣，自發(fā)政施仁，以至于匹夫匹婦咸被其澤，此不遑暇食之誠也，道體精矣。自緝熙敬止，以至于無聲無臭，萬邦作孚，此純亦不已之德也，皆乾乾因其時而惕也。”32
以上所述，即事而解者大凡依據(jù)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這一實事，旨在敞開其間的緩急之辨；即理而解者大凡依據(jù)文王“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這一義理，旨在彰顯其間的深切之辨。前者的論說較為具體，后者的論說較為抽象，但抽象不離具體，具體不離抽象，所以緩急之辨、深切之辨各有特色，可以并行不悖。
《孟子》8·20第三句亦涉及訓詁，亦即朱熹將“望道而未之見”之“而”釋讀為“如”，其來龍去脈值得疏證。
首先看前賢如何訓詁。一是《詩經(jīng)·小雅·魚藻之什·都人士》指出：“彼都人士，垂帶而厲。”《毛詩正義》卷十五之二《小雅·魚藻之什·都人士》錄鄭玄箋：“‘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又錄孔穎達疏：“以言‘如蠆’將外物以比發(fā)曲，則‘而厲’亦將外物以比帶垂，故云‘“而”亦“如”也’。以‘蠆’已言‘如’，故言‘亦“如”’也。”二是《左傳·莊公七年》經(jīng)文指出：“夜中，星隕如雨。”又傳文指出：“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春秋左傳正義》卷八《莊公七年》錄杜預注：“如，而也。夜半乃有云，星落而且雨，其數(shù)多，皆記異也。”“偕，俱也?！鹳梢艚?。”又錄孔穎達疏：“《羊》說‘如雨’者，言其狀似雨也。此傳言：‘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偕’訓為‘俱’，與雨俱下，不得為狀似雨也。故轉(zhuǎn)‘如’為‘而’，謂星落而且雨，其數(shù)多，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三是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卷一《序錄·條例》指出：“‘如’‘而’靡異。”33
其次看朱熹如何解釋。一是《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而’讀為‘如’，古字通用。”34二是依據(jù)《孟子或問》卷八，有人問道：“以‘而’為‘如’，亦有據(jù)乎？”朱熹回答：“‘而’‘如’二字，蓋通用之。《詩》曰‘垂帶而厲’，鄭《箋》曰‘“而”亦“如”也’，此亦以‘而’為‘如’也?！洞呵铩?lsquo;星隕如雨’，左氏曰‘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他如此類，不可殫舉。故陸氏《釋文序》論音讀之訛曰：‘“而”“如”靡異。’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35
最后看孟學如何評析。一是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卷四《離婁下》“‘而’讀為‘如’”條指出：“詳見《或問》?！对姟分杏?lsquo;而’字結語者，皆是‘如’字意。‘偏其反而’，謂華偏翻如也；‘室是遠而’，謂人之遠如也。諸詩多如此。”36二是陳士元《孟子雜記》卷四《字同》指出：“‘望道而未之見。’‘而居堯之宮。’二‘而’字當作‘如’。蓋‘如’‘而’，古字通用?！对姟?lsquo;垂帶而厲’，注：‘而，如也。’又，‘而今’一作‘如今’。”37三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一讀‘而’為‘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38
朱熹讀“而”為“如”，堪稱一大妙解。這是因為它淵源有自而薪火相傳，既可基于訓詁而與上文“視民如傷”同氣連枝，又可基于義理而將文王“未傷如傷”“見如未見”和盤托出。
儒學貴在知行合一，程顥、程頤與“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一句密切相關。先看程顥對于前半句的踐履。一是《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傳聞雜記》指出：“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39后有小字夾注：“右四條見《龜山語錄》（楊時字中立，二先生門人也）。”40二是《楊時集》卷十二《語錄三·余杭所聞二》第十三條指出：“伯淳作縣，常于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41再看二程對于后半句的詮釋。一是《河南程氏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指出：“文王望至治之道而未之見，若曰民雖使至治，止由之而已，安知圣人？”42二是《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伊川先生語五·楊遵道錄》指出：“‘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43三是《河南程氏外書》卷四《程氏學拾遺》指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謂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也。”44唯其“望天下有治道太平而未得見”，所以座右必定銘記“視民如傷”，由此可見文王、二程“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8·1）。
四、武王之親疏：不泄與不忘
《孟子》8·20第四句為：“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孟學史討論武王的親疏之辨，大體不離趙岐、朱熹的苑囿。一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45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泄，狎也。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46三是饒魯《饒雙峰講義》卷十四《孟子四·武王節(jié)集注》指出：“德之盛，言不泄邇；仁之至，言不忘遠。”47四是胡炳文《孟子通八·離婁章句下》指出：“《語錄》：泄邇、忘遠，此通人與事而言。‘泄’字兼有親狎、忽略之意。”48（按：“此通人與事而言”一語，不見于黎靖德本《朱子語類》。）五是張岱《四書遇·孟子·離婁下·禹惡章》指出：“綴衣虎賁皆知恤刀劍，戶牖皆箴銘，此是‘不泄邇’的樣子。建侯樹屏所必飾，燕翼貽謀所必預，此是‘不忘遠’的樣子。”49六是呂留良《四書講義》卷三十七《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禹惡旨酒章》指出：“‘邇’‘遠’所指者廣，故不下注腳。朱子云‘通人與事而言’，其義該矣。”“遠、邇，有人有地，有事有候，不泄不忘，正指圣人心法精微無所不到處。”50朝臣近在咫尺而不輕侮，諸侯遠在天涯而不遺忘，不泄邇、不忘遠故能德之盛、仁之至，武王的親疏之辨包含了精微的心法。
與以上解讀相比，蘇洵論“武王不泄邇，不忘遠”頗有異類的味道，倍受儒者的詬病。
先看《嘉祐集》卷四《衡論上·重遠》首節(jié)指出：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仁矣乎？非仁也，勢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一身之中，手足病于外，則腹心為之深思靜慮于內(nèi)，而求其所以療之之術；腹心病于內(nèi)，則手足為之奔掉于外，而求其所以療之之物。腹心、手足之相救，非待仁而后然。吾故曰：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非仁也，勢也。勢如此其急，而古之君獨武王然者，何也？人皆知一身之勢，而武王知天下之勢也。夫不知一身之勢者，一身危；而不知天下之勢者，天下不危乎哉！秦之保關中，自以為子孫萬世帝王之業(yè)，而陳勝、吳廣乃楚人也。由此觀之，天下之勢，遠近如一。51
對于蘇洵這一功利論的說法，朱熹既有不點名的批評，也有點名的否定。一是《孟子或問》卷八指出：“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圣人者之言也。圣人之心，所以異于眾人者，以其大公至正，周流貫徹，無所偏倚，雖以天下之大、萬物之多，而視之無異于一身爾。是以其于人之疴癢疾痛，無有不知，而所以撫摩而抑搔之者，無有不及。此武王之不泄邇、不忘遠，所以為德之盛而仁之至也。今曰迫于勢而非仁，則不知其視圣人之心為何如，而指所謂仁者為何物哉？蓋其學本出于權謀機變之巧，故凡其形于心術之間者，莫非計較利害之私，因以己心窺測圣人，而不自知其非也。世之學者，始則以其文字之美而悅之，及其誦習之久，而益嗜其腴，則雖端人良士，亦且與之俱化，而不自覺其心術之移矣，可不戒哉！吾為此論久矣，近讀《陳魯公集》有論此者，適與鄙意合，是固德人之言也夫！”52（按：《陳魯公集》，南宋陳康伯著。）二是《朱子語類》卷五十七《孟子七·離婁下·禹惡旨酒章》指出：“因論‘泄邇、忘遠’，老蘇說乖，曰：‘圣人心如潮水上來，灣坳浦溆，一時皆得，無有遠邇。’”53
再看《嘉祐集》卷四《衡論上·重遠》二節(jié)指出：
然以吾言之：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近之官吏賢耶，民譽之，歌之；不賢耶，譏之，謗之。譽歌、譏謗者眾則必傳，傳則必達于朝廷，是官吏之賢否易知也。一夫不獲其所，訴之刺史。刺史不問，裹糧走京師，緩不過旬月，撾鼓叫號，而有司不得不省矣。是民有冤易訴也。吏之賢否易知，而民之冤易訴，亂何從始耶？遠方之民，雖使盜跖為之郡守，梼杌、饕餮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聚罵者，雖千百為輩，朝廷不知也。白日執(zhí)人于市，誣以殺人，雖其兄弟妻子聞之，亦不過訴之刺史。不幸而刺史又抑之，則死且無告矣。彼見郡守、縣令據(jù)案執(zhí)筆，吏卒旁列，箠械滿前，駭然而喪膽矣。則其謂京師天子所居者，當復如何？而又行數(shù)千里，費且百萬，富者尚或難之，而貧者又何能乎？故其民常多怨而易動。吾故曰：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也。54
對于蘇洵這一片面論的說法，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此言遠之重于邇也。雖然，《易傳》有言：‘近而不相得則兇。或害之，悔且吝。’兇、悔、吝三端，皆伏于近。若易其邇，玩而泄之，則患生于幾席之下矣。宋歐陽子曰：‘禍患常積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豈不可畏也哉？’然則遠與邇殆未可以偏重，故古之圣王，無有遠邇，一皆以仁育之、以義正之而已。”55
蘇洵的《重遠》一文先是以功利論疑孟，后是以片面論立說。對其“非仁也，勢也”的功利論，朱熹以為“此以世俗計較利害之私心，窺度圣人者之言”，而正之以“德之盛而仁之至”；對其“近之可憂，未若遠之可憂之深”的片面論，唐文治以為“此言遠之重于邇”，而正之以“遠與邇殆未可以偏重”。在傳統(tǒng)儒家看來，唯有認定古代圣王“一時皆得，無有遠邇”“一皆以仁育之、以義正之”，方得孟子之旨。
五、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
《孟子》8·20前面四句分別言說禹、湯、文、武。從四位圣人看，這究竟是各自做的一件事情，還是一件盛事呢？又如何哲學地理解各自的所作所為呢？從宋代孟學史看，前一個問題引發(fā)了一盛之辨，后一個問題促成了入出之辨。
先看一盛之辨。一是《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九《伊川先生語五·楊遵道錄》指出：“‘望道而未之見’，言文王視民如傷，以紂在上，望天下有道而未之見。‘湯執(zhí)中，武王不泄邇’，非謂武王不能執(zhí)中，湯卻泄邇，蓋各因一件事言之。人謂各舉其最盛者，非也。圣人亦無不盛。”56二是張栻《孟子說》卷四《離婁下》指出：“‘惡旨酒而好善言’，所欲不存，而心純乎義理也。‘執(zhí)中，立賢無方’，心無所偏系，而用賢無方所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憂民之憂，望天下有道而未之得其心，惟欲紂之庶幾乎悟也。‘不泄邇，不忘遠’，邇則不泄，遠則不忘，正大周遍之體也。此四事，皆舉其最盛者言之。于是四者而窺四圣人之心，則可見其運而不息、化而不滯者也。其天地之心歟？”57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群圣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58僅從以上文獻看，它們具備“正題—反題—合題”的結構。但是，孟學史自身是復雜的。誰是程頤所說“各舉其最盛者”的第一發(fā)言人？張栻為何固執(zhí)己見？這種復雜性顯然很難用單線條勾勒出來。
再看入出之辨。張九成《孟子傳》卷二十指出：
禹之入處在好惡得所，湯之入處在操縱得所，文王之入處在緩急得所，武王之入處在親疏得所。既以此入，必以此出。入之者精，出之則神。禹惡旨酒，宜重于惡也，然聞善言則拜，其好乃于此而見焉，是不偏于惡也。湯執(zhí)中，宜一于操也，然旁求俊彥，其縱乃于此而見焉，是不偏于操也。文王視民如傷，宜急于救天下也，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緩乃于此而見焉，是不偏于急也。武王不泄邇，宜疏于遠也，然微、盧、彭、濮與有邦冢君同一訓誓，其親又于此而見焉，是不偏于疏也。聞善言則拜，是所謂好善言也；旁求俊彥，是所謂立賢無方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所謂望道而未之見也；微、盧、彭、濮與友邦冢君同一訓誓，是所謂不忘遠也。59（按：“有邦冢君”“友邦冢君”之“有”“友”，必有一誤。）
入出之辨與一盛之辨有何不同？小程、朱熹認定“各因一件事言之”，張栻認定“皆舉其最盛者言之”，這是一盛之辨；張九成認為好惡、操縱、緩急、親疏得其所哉，所以宜重于惡但其好于此而見、宜一于操但其縱于此而見、宜急于救天下但其緩于此而見、宜疏于遠但其親于此而見，這是入出之辨。圣人一入一出，凡事皆為其盛，總歸過化存神，所以入出之辨妙于一盛之辨。張九成對《孟子》8·20前四句的解讀，足見其孟學思辨水平之高。
六、周公之兼施與所謂“集大成”
《孟子》8·20第五句為：“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孟學史解讀周公的兼施之辨，既涉及注疏的小異，又涉及他說的補益，更涉及評價的高美。
首先看注疏的小異。一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60二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61綜上，趙注、朱注略有差異，大體可將“三王”理解為夏、商、周三代的王道，將“四事”理解為禹、湯、文、武四圣的事業(yè)。
朱熹討論《孟子》8·20第五句，還說過“必是周公曾如此說”“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先看《朱子語類》卷五十七《孟子七·離婁下·禹惡旨酒章》，有人問道：“‘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上文既是各舉一事言，四圣人之事亦多，周公如何施之？”朱熹回答：“此必是周公曾如此說。大抵所舉四事極好，此一處自舜推之至于孔子。”又說：“‘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此不可考，恐是周公自有此語。如‘文王，我?guī)熞?。周公豈欺我哉’，此直是周公曾如此語，公明儀但舉之耳。四事極說得好。”62（《孟子》5·1：“公明儀曰：‘文王，我?guī)熞?。周公豈欺我哉？’”）再看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卷四《離婁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條指出：“《語錄》：‘恐是周公自有此語。’按：如此則上四條亦必周公歷述之也。”63細究以上文獻，“必是”“恐是”既已自相矛盾，接踵又說“此不可考”，由此可見沒有必要將“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視作周公之語，更無必要再將禹、湯、文王、武王四條一網(wǎng)打盡。
其次看他說的補益。一是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孟子》指出：“‘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注云：‘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而伏生《大傳》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其說陋矣。”對此，翁元圻按語：“今本《大傳》無此文。雅雨堂本引此條以補遺。”64二是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卷一《堯典》指出：“《孟子·離婁下篇》云：‘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據(jù)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tǒng)，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65對此，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按語：“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66綜上，對于《尚書大傳》這句佚文及其與孟學史的關聯(lián)，王應麟覺得“其說陋矣”，而江聲、焦循賦予“參三才、合四時”的新意。
最后看評價的高美。一是張栻《孟子說》卷四《離婁下》指出：“周公之心，《孟子》此章發(fā)明之，可謂至矣。”67二是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68綜上，周公集孔子以前群圣之大成，《孟子》此章的發(fā)明可謂極致，這一說法既截斷眾流，又振聾發(fā)聵。
唐文治這里提出的“周公集大成”，從孟學史看，既關涉“周公、仲尼之道”，更關涉“孔子集大成”，頗具復雜性。先看孟子的說法。一是《孟子》3·2指出：“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則學孔子也。”二是《孟子》5·4指出：“陳良，楚產(chǎn)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三是《孟子》6·9指出：“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qū)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四是《孟子》10·1指出：“孔子之謂集大成。”再看后儒的解讀。一是《韓愈全集》文集卷一《原道》指出：“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69二是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二《內(nèi)篇二·原道上》指出：“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體矣。”又說：“惟孔子與周公，俱生法積道備無可復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盡其道以明其教，符節(jié)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復更有毫末異同之致也。”又說：“蓋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氣數(shù)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統(tǒng)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異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學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蓋言制作之為圣，而立教之為師。”70
緊扣“集大成”這個關鍵詞，以上說法凸顯了周孔關系的復雜性：一方面，孟子以“周公、仲尼之道”并稱周、孔，以“孔子之謂集大成”“乃所愿，則學孔子也”獨尊孔子，實無“周公集大成”之意；另一方面，韓愈所謂“由周公而上”“由周公而下”，章學誠所謂“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周公集治統(tǒng)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由隱而顯為“周公集大成”之說。如何看待這種復雜性？如果說周公集外王之大成、孔子集內(nèi)圣之大成，那么，既可敉平孟子與道統(tǒng)的外在差異，又可整合治統(tǒng)與學統(tǒng)的內(nèi)在精神。唐文治所謂“孔子未生以前，集群圣之大成者，周公也”，初衷實在于此。
七、周公之思行：不合與幸得
《孟子》8·20第六句為：“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意即周公不合則思，思而有得，得必踐行。與第五句從指導性原則講周公之兼施相比，第六句從具體性做法講周公之思行。孟學史解讀周公的思行之辨，既有言簡意賅的哲學洞見，更有豐碩深邃的歷史沉思。
先看言簡意賅的哲學洞見。一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不合，己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71二是《河南程氏遺書》卷六《二先生語六》指出：“其有不合周公之心，固無此。設若有不合者，周公之心必如是勤勞。”72又《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圣賢篇》指出：“朱光庭問：‘周公仰而思之者，其果有所合乎？’子曰：‘周公固無不合者矣。如其有之，則必若是其勤勞而不敢已也。’”73三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時異勢殊，故其事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于行也。”74四是饒魯《饒雙峰講義》卷十四《孟子四·周公思兼節(jié)》指出：“施此四者之事，事或有不可行，卻當思其理；事雖不同，理卻不相遠。故《集注》云‘其事或有不合’，又來照上面一個‘事’字。”75五是呂留良《四書講義》卷三十七《孟子八·離婁下·孟子曰禹惡旨酒章》指出：“孟子說周公所以能兼施，正妙在‘其有不合’一句，此正千古圣人相傳本天之學也。”76六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自下望上為仰，自后觀前亦為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77
綜合以上說法，一方面旨在表彰周公的勤勞，蓋因其事或有不合，必思其合；一旦思而得之，必急于行。另一方面旨在凸顯事理的不異，蓋因事雖不同，理卻不遠；承繼千古圣人相傳本天之學，周公固無不合。
再看豐碩深邃的歷史沉思。以下列舉五家說法。
一是張九成《孟子傳》卷二十指出：“夫周公之心，豈有不合于三王者哉？余所謂事有不合而理則一者，正以明此也。周公方以事觀則見其不合，及以理觀則見其得之淵微深眇。殆難形容，且以一事論之，他可類考。禹惡旨酒，而周公為酒之法曰‘麴蘗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大酋監(jiān)之，無有差忒’，則與禹異矣。禹好善言，而周公征三監(jiān)，邦君御事，有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使成王考翼之言，而周公不聽，斷然征之，則與禹又異矣。以事觀之，豈非不合乎？然周公酒制以供祭祀、賓客，豈敢不虔？亦禹致孝鬼神之理也。周公急于安王室，豈敢后時？亦禹三過其門而不入之理也。故余曰‘以事而求，每見其不合；以理而觀，見其得之者’，此也。此又周公當日之心，孟子所見之奧，余故表而出之。”78
二是張栻《孟子說》卷四《離婁下》指出：“方是時，周公相成王，欲以立經(jīng)陳紀、制禮作樂，成一代之法，施之萬世，故推本三代四圣之心，而施此四事，達之天下，以為無窮之事業(yè)也。‘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所謂不合者，思而未得者也。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惟恐不及也。凡井田、封建、取士、建官、禮樂、刑政，雖起于上世，而莫備于周。是皆周公心思之所經(jīng)緯，本諸三王而達之者也。”79
三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明三王不相沿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后，天下乂安，則易生驕泆，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各執(zhí)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zhí)中，立賢無方，以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已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jié)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變于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于文王之服事也。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其時又異于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為以道揆也。”80
四是羅澤南《讀孟子札記二·離婁上下》指出：“古今之理，一也。時殊勢畢，則其事有不可行者，不能不隨時而損益。故夏之制有不可行于商，商之制有不可行于周。周公于其事之不合者，則必斟酌盡善，無拂乎人情之宜，亦無悖乎天理之正。事雖不能與三王盡同，其道則未嘗或異。后世去三代已遠，制度禮樂無復有存，即生周公于今日，當日制作亦有不能盡行者。然亦必酌古今之宜，以盡法制之善，使天下生民得以遂其生、復其性。茍以有所不合，遂盡從后世茍且之政，舉先王之法而盡廢之，可乎哉？”81
五是唐文治《孟子大義》卷八《離婁下·第二十章》指出：“而其尤要者，則在于有不合之處?！抖Y記·王制篇》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蓋以時之有不合也，勢之有不合也，歷史變遷之有不合也，人心風俗之有不合也，時措咸宜，談何容易？此周公作《周禮》一書，所以未盡實行者。人謂其時日之不足，吾謂其風土人情之異，亦與有關系者也。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思所以因時而制宜也。有宜因乎舊者，有宜作之新者，有宜利用習慣法者，有宜漸用改良法者，有宜驟用開化法者，有宜用保存法者，有宜用蕩滌法者，有宜用無形同化法者。宜于此者未必宜于彼，宜于昔者未必宜于今?？傊从袟壠涔逃兄穸転橹握?，亦未有守其固有不求進步而能為治者。此千古變法之所以為難，而圣如周公，亦有思而不得者也。”82
綜合以上說法，一方面圍繞“周公之心，豈有不合于三王者哉”，論者提出“以事而求，每見其不合；以理而觀，見其得之者”與“事雖不能與三王盡同，其道則未嘗或異”，肯認“周公心思之所經(jīng)緯，本諸三王而達之”；另一方面，直面“周公之心，豈有無不思而得之者哉”，論者提出“此周公作《周禮》一書，所以未盡實行者”，肯認“此千古變法之所以為難，而圣如周公，亦有思而不得者也”?？际放c哲思雙管齊下，通變神化與任重道遠相摩相蕩，堅信不疑，砥礪前行。
八、儒家道統(tǒng)論的重要篇什
朱熹讀《孟子》8·20有一名評。一是依據(jù)《朱子語類》卷五十七《孟子七·離婁下·禹惡旨酒章》，有人問道：“‘禹惡旨酒，好善言；湯執(zhí)中；文王望道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坐以待旦。’此等氣象，在圣人則謂之‘兢兢業(yè)業(yè)，純亦不已’，在學者則是‘任重道遠，死而后已’之意否？”朱熹回答：“他本是說圣人。”又說：“讀此一篇，使人心惕然而常存也！”83二是胡炳文《孟子通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朱子嘗曰：‘讀此使人心惕然而常存。’蓋圣人之所以為圣人者，只是憂勤惕厲，須臾毫忽不敢自逸。理無定在，惟勤則常存；心本活物，惟勤則不死。常人不能憂勤惕厲，故人欲肆而天理亡，身雖存而心已死，豈不大可哀哉？”84三是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尚論古人編·圣人篇》指出：“本章系言五圣憂勤惕勵之意。”如此說來，“人心惕然”即是道，“惕然常存”即是統(tǒng)，總合五圣而言即是“道統(tǒng)”。但是，孟學史總論《孟子》8·20，既有以道統(tǒng)總結者，也有以周公總結者。
先看以周公總結者，這方面的說法較少。一是《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錄趙岐注：“《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85二是王柏《魯齋集》卷一《疇依》指出：“於皇周公，勤勞王家。赤舄幾幾，德音不瑕。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坐以待旦，制作大備。”86
再看以道統(tǒng)總結者，這方面的說法較多。一是朱熹《孟子集注》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群圣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87二是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卷四《離婁下》“承上章”條指出：“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88三是《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雍語》錄陳懷聞其師曰：“周公思兼三王，思道也。道也者，群圣同然之統(tǒng)也，求在我者也。故禹之惡好、湯之執(zhí)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與周公之思兼，皆心學也。不合者，心未一也；思而得之，則其心一矣。坐以待旦，存存不已也。謂急于行，小之言周公之學矣。”89四是張居正《四書直解》卷二十一《孟子卷八·離婁章句下》指出：“這一章書自禹以至周公，其事雖異，要旨皆以憂勤惕厲為心，故德業(yè)并隆于一時，而道統(tǒng)相傳于萬世。”90五是黃宗羲《孟子師說》卷四《“禹惡旨酒”章》指出：“千圣相傳者心也，心放他自由不得。程子提出‘敬’字，直是起死回生丹藥。禹、湯、文、武、周公五君子，其功業(yè)蓋天地。孟子不言，單就一點憂勤惕慮之心為之描出，所謂幾希也。蓋天地也只是個敬。天地雖寬廣散漫，而四時晝夜不敢稍有逾越，其間鬼神往來，凜凜于禍福之間，非此幾希為之主宰乎！人得此以為心，則蟲魚、草木、瓦石都作鬼神動定矣。”91六是焦循《孟子正義》卷十六《離婁下·二十章》指出：“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為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王、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92（按：據(jù)《孟子》本章之意，“禹、湯、文王、周公”宜作“禹、湯、文、武、周公”，亦即“文王”宜作“文、武”。）七是康有為《孟子微》卷一《總論第一》指出：“此孟子明人禽之界，即在仁義與不仁義之分，進化、退化相去幾希，言之深切，因歷舉諸圣，而自明傳孔子之道也。”93“蓋孔子為創(chuàng)教之發(fā)始，孟子為孔子后學之大宗也。如佛之有龍樹、馬鳴，耶之有保羅，索格底之有惡士滔圖矣。”94（按：“索格底”即蘇格拉底，“惡士滔圖”即亞里士多德。）
以上兩類總結既有其同，又有其異。一方面，以周公總結者實亦言道統(tǒng)，以道統(tǒng)總結者實亦含周公，這是二者之同；另一方面，以周公總結者暗含周公集大成而孟子不在場，以道統(tǒng)總結者彰顯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在一線，這是二者之異。時代使得以道統(tǒng)總結者漸成主流，《孟子》8·20成為儒家道統(tǒng)論的重要篇什。
注釋
1此種序號注釋，以楊伯峻譯注《孟子譯注》（中華書局2010年第3版）、《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年第2版）為據(jù)，下同；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茲不一一注明。
2姚永概撰，陳春秀校點：《孟子講義》，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第14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高步瀛：《孟子文法讀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1979年再版，第14頁b。按，各卷分署頁碼，標點符號為引者所加。
4何漱霜：《孟子文法研究》，長沙：商務印書館，1941年再版，第84-85頁。
5（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xié)校：《戰(zhàn)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53頁。
6（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69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清）呂留良撰，（清）陳編，俞國林點校：《四書講義》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第842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9(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第569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10(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11(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1978年，第62頁。
12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5頁。
13（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第38頁。
1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
15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1349頁。
16（清）王朝璩輯：《饒雙峰講義》，《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1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460頁。
17吳光執(zhí)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1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18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第265頁。
19（漢）袁康、吳平輯錄，樂祖謀點校：《越絕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1-92頁。
20（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69頁。
21（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第38頁。
22（明）張岱著，朱宏達點校：《四書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72頁。
23（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24（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0頁。
25(宋）張九成著，楊新勛整理：《張九成集》第3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5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26(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27(宋）張載著，章錫琛點校：《張載集》，第322頁。
2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
29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965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0(明）王守仁撰，吳光、錢明、董平、姚延福編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1吳光執(zhí)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第113頁。
32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第265-266頁。
33(唐）陸德明撰，黃焯匯校，黃延祖重輯：《經(jīng)典釋文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頁。
3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5(參見（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965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6(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28頁下欄。
37（明）陳士元：《孟子雜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7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340頁下欄。
38(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39(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429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40（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429頁。
41（宋）楊時撰，林海權校理：《楊時集》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第326頁。
42（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93頁。
43（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257頁。
44（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372頁。
45（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0-571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46（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47（清）王朝璩輯：《饒雙峰講義》，《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15冊，第460頁。
48（元）胡炳文著，宋健點校：《孟子通》，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268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49（明）張岱著，朱宏達點校：《四書遇》，第472頁。
50（清）呂留良撰，（清）陳編，俞國林點校：《四書講義》下冊，第842、84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51(宋）蘇洵：《嘉祐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374冊，臺北：學生書局，1985-1988年，第28頁。
52(宋）朱熹撰，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修訂本）第6冊，第965-966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53(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4冊，第1350頁。
54(宋）蘇洵：《嘉祐集》，《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第374冊，第28-29頁。
55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第266頁。
56(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257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57(宋）張栻著，楊世文、王蓉貴校點：《張栻全集》上冊，長春：長春出版社，1999年，第38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5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59(宋）張九成著，楊新勛整理：《張九成集》第3冊，第952-95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60(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頁。
61(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
62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4冊，第1349-135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63(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冊，第128頁。
64(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欒保群、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中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989頁。
65(清）江聲：《尚書集注音疏》，《續(xù)修四庫全書》第4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65頁。
66(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67(宋）張栻著，楊世文、王蓉貴校點：《張栻全集》上冊，第380頁。
68(2)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第267頁。
69(唐）韓愈著，錢仲聯(lián)、馬茂元校點：《韓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22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0(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122頁。
71(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頁。
72(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1冊，第9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3(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第4冊，第1233頁。
74(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5(清）王朝璩輯：《饒雙峰講義》，《四庫未收書輯刊》第2輯第15冊，第460頁下欄。
76(清）呂留良撰，（清）陳編，俞國林點校：《四書講義》下冊，第843頁。
77(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8(宋）張九成著，楊新勛整理：《張九成集》第3冊，第954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79(宋）張栻著，楊世文、王蓉貴校點：《張栻全集》上冊，第380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0(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2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1(清）羅澤南撰，符靜校點：《羅澤南集》，長沙：岳麓書社，2010年，第299頁。
82(3)徐煒君整理：《唐文治四書大義·孟子大義》，第267-268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3參見（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第1349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4（元）胡炳文著，宋健點校：《孟子通》，第268頁。
85（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86(宋）王柏：《魯齋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86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7頁。
87(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294頁。
88(元）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02冊，第128頁。
89(明）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第1冊，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29頁。
90（明）張居正撰，王嵐、英巍整理：《四書直解》，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419頁。
91吳光執(zhí)行主編：《黃宗羲全集》第1冊，第113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92(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下冊，第571-572頁。
93(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孟子微·禮運注·中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7-28頁。按，個別標點符號略有校改。
94(清）康有為著，樓宇烈整理：《孟子微·禮運注·中庸注》，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