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哲保身”是明代思想家王艮竭力提倡的概念。從歷史的視域來考察“明哲保身”說，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主張背后所隱伏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和社會狀貌，它們共同醞釀、結(jié)蒂出了“明哲保身”論。換言之，這一主張宛如一個棱鏡，在歷史的敘事下，分別呈現(xiàn)出了明代仕宦的風險、家族利益沖突下的遺孤之虞、灶民的悲慘境遇。它們或微觀、或宏觀，但都指向了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細節(jié)；在此歷史的鏡像中，不僅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明哲保身”這一觀念本身，也有利于更深入、更真切地把握王艮思想的平民性和人文性。
關(guān)鍵詞： 王艮； 陽明學(xué)； 明哲保身； 歷史敘事
王艮(1483—1541)是明代著名平民思想家，父親是江蘇東臺安豐場的鹽工。因貧窮他早年就輟學(xué)經(jīng)商謀生，雖自學(xué)刻苦，卻沒有科舉功名，終生為布衣，但他創(chuàng)立了泰州學(xué)派，成為陽明后學(xué)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歷史上曾產(chǎn)生過很大的影響。[1]弟子說他“不立文字”，以講學(xué)、對話或歌謠宣傳自己的理論主張，其思想表達的形式不僅日常生活化，通俗易懂，其思想內(nèi)容更是有著強烈的世俗性和人文氣息。如他反復(fù)申說的“明哲保身”論，就是這類觀念的一個著名代表。其論肯定每一個“活潑潑的生命”都具有無上的價值，因此活著最重要，自我保全最根本，人人都應(yīng)“敬身、安身、保身”，對自己當妥加呵護與保全。對此“明哲保身”論的理論內(nèi)涵與思想意義，學(xué)界已多有研究，不過，對于王艮宣揚這一主張的原因卻少見深加留意者。其實，任何思想觀念都是社會存在的映現(xiàn)，也是時代需求的表達，王艮之所以竭力宣揚“明哲保身”論，自有其歷史的理由。本文擬對此試加探觸，以期發(fā)覆顯微，解析王艮“明哲保身”說的初衷以及其所附著的時代與社會的實情。
一、“保重”與保身
眾所周知，“明哲保身”概念，其來有自。早在《詩經(jīng)·大雅·烝民》中已有“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之詠，夸贊賢相仲山甫的明達和智慧。王艮承此古意，續(xù)論“保身”，卻有其特別的初衷。“保身”說，散見于《王心齋全集》中的語錄、書信和詩歌，而集中表現(xiàn)在他寫給同門的臨別贈言，其間有代表性的一篇文字就是《明哲保身論》，副題“贈別瑤湖北上”?，幒词峭醅幒?1493—1552)，名臣，號瑤湖，江西南昌人。他曾從學(xué)王陽明，后任泰州太守時，曾在安定書院請王艮講學(xué)，并有《安定集講說》。兩人交往密切，疑義相析，情誼很深。嘉靖五年(1526)，他升任邢部員外郎，北上赴任離別之際，王艮作此文送行。
立本，安身也。安身以安家而家齊，安身以安國而國治，安身以安天下而天下平也……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國家事，是之為失本。就此失腳，將烹身割股，餓死結(jié)纓……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
古今之囑臨別者，必曰“保重”。保重，謂保身也。有保重之言，而不告以保身之道，是與人未忠者也。吾與瑤湖子相別，而告之以此者，非瑤湖子不知此而告之，欲瑤湖子告之于天下后世之相別者也。[2]
據(jù)“年譜”記載，此文是有感于官場上同道們遭遇的不幸，“或以諫死，或譴逐遠方”的反思。王艮以為，如果連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不能保，又何以修齊治平，更遑論天地萬物的主宰了。故“因瑤湖北上，作此贈之”[3]。從上述王艮的“贈別”看，他確實心憂宦途的“失腳”即危難，其所舉述的“烹身割股，餓死結(jié)纓”正是這類事例的歷史顯證。文中“烹身”，事見《史記·晉世家》，指太子申生守孝道而反遭屠害；“割股”事見《東周列國志》，指介子推割股啖君；“餓死”事見《史記·伯夷列傳》，指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下；“結(jié)纓”故事出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講的是子路在一次戰(zhàn)斗中為保持儒者形象，整衣冠結(jié)纓而被殺死。在王艮看來，這些都是未能“安身”、甚而毀身的悲劇，所以他反復(fù)引證孔子的“敬身”論，孟子的“守身”說，以突出“安身是本”?？梢?，王艮之強調(diào)“保重”，誠如其弟子所論是有鑒于“宦途”或“諫死”或“譴逐”的兇險。不幸的是這類兇險在王艮身邊不斷發(fā)生。
其切近的例子是同門鄒守益因“議大禮”而遭遇迫害。所謂“大禮”，即是明代皇權(quán)繼承過程中所發(fā)生的“繼嗣、繼統(tǒng)"之爭，其本質(zhì)是皇權(quán)與人倫的沖突。事情原委是明武宗病亡后，因無子，依“兄終弟及”的祖訓(xùn)，于是選堂弟朱厚熜(明世宗)繼位。明世宗繼位后，如何對待明武宗、自己的生父生母，在稱號上產(chǎn)生了嚴重的分歧和對立。明世宗基于血緣人倫，意在首尊生父生母，但大多數(shù)大臣反對，諫言要求先尊皇權(quán)后敘血統(tǒng)，在尊奉正統(tǒng)的理念下，請求以明孝宗為皇考，而稱其生父興獻王為“皇叔考興獻大王”，而自稱“侄皇帝”。對此，明世宗斷然拒絕。于是爭議不斷，終于在嘉靖三年(1524)七月，發(fā)生了 200 余位大臣在左順門聲勢浩大的跪哭之諫。這使得明世宗極為惱怒，很多參與的官員都受到了嚴懲，四品以上的官員除停發(fā)俸祿外，還有 86 人停職待罪；五品以下官員 134 人下獄拷訊、當廷杖責，杖死 16 人。[4]經(jīng)歷此次風波的大臣，事后仍不無余悸地回憶：“自大禮議起，凡偶失圣意者遣謫之，鞭笞之，流竄之，必一網(wǎng)盡焉而后已。”[5]此種大臣大規(guī)模受辱情形，自稱為“東西南北之人”的王艮，不會不知情。
在“議大禮”事件中，時任編修的王陽明弟子鄒守益，曾兩次上疏，直指世宗之舉違禮，還徑直要求“罷興獻帝稱考立廟”。他直言忤旨，惹得皇帝大怒，“下詔獄拷掠，謫廣德州判官。廢淫祠，建復(fù)初書院，與學(xué)者講授其間”[6]。文中的“學(xué)者”就包括王艮，他曾邀請王氏來講學(xué)，王艮作《復(fù)初說》以致意。同為陽明弟子，有同門之誼，又有這種親切的交往，王艮當然知悉鄒因諫而蒙禍的事，對此事不能不有所感嘆與憂悸。
身邊同門的遭遇如此，他所敬仰的老師王陽明，更是一生多危難。史載王守仁曾因上書為戴銑鳴冤，惹怒劉瑾，蒙受廷杖，后又被貶到遙遠的貴州龍場做驛丞；更為兇險的是，途中還遭到劉瑾派出的刺客追殺，在錢塘江差點遇害，王陽明佯裝溺水，躲過一劫。他創(chuàng)立“心學(xué)”后，也是不斷受到諷刺、指責，面臨著“非笑之”，“詬訾之”[7]的打壓，甚至還有主張其心學(xué)是應(yīng)查禁的“偽學(xué)”！可以說，王陽明所遭遇的學(xué)術(shù)環(huán)境是非常惡劣的，他的感受是“天下謗議益眾”[8]。王陽明的學(xué)術(shù)處境如此，其仕途也困頓、兇險。他雖有剿滅贛南、兩廣等地匪禍的功勞以及迅速平定寧王宸濠叛亂的首勛，但牽于猜忌與物議，朝廷只頒了個“新建伯”的空封號，不賞其功，不酬其勞，“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史稱王陽明“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他自己也“憤甚”！[9]但更可怕的是，在寧王事息之后，竟然有誣告他先是暗通寧王，后來看到寧王大勢已去、必敗無疑了，才反戈討伐的。這種讒言，涉及謀反，它可能導(dǎo)致滅頂之災(zāi)。陽明后來回憶，當時的情形非常危急，同僚們都感到且危且懼：“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于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勸其圖自解。”[10]老師的挫折與險境，作為弟子的王艮，是知情的。據(jù)“語錄”，一次王艮的弟子吟誦王陽明詩句“道在險夷隨地樂”，王艮聞聽后感慨地說：這是先師當年身處險境時的心聲啊；作為學(xué)者如果不用智慧，沒有理性的預(yù)判，那只會是危險降臨了還不知，這樣必然是要“失其身”[11]的。這段記載也表明，對于先師陽明處險不驚，臨危不亂，自如避險以安身的大勇大智，王艮是由衷的敬佩。
上述這些或知或聞的師友故事，均揭示仕宦隱伏的風險和危機。它意味著“身”極有可能面臨政治權(quán)力的戕害，重的或因“諫死”，輕的或貶逐遠方。所以好友王瑤湖北上赴任，王艮反復(fù)寄意“保重”，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自解，其實也就是請求好友善自珍重，“保身”為要！這類叮囑，無疑是師友們的不幸、不測遭遇，直接刺激了王艮疾呼“明哲保身”；換言之，王艮之所以主張“明哲保身”，也是對現(xiàn)實“宦途”風險的一種感受和解讀。
其實，古代仕宦的危險久已存在，古語說“伴君如伴虎”，危險是普遍而持續(xù)的，但是明代卻更為兇險和殘酷。據(jù)文獻記載，明太祖朱元璋用“剝皮”酷刑懲罰貪腐官員[12]。在《萬歷野獲編》中，則較為詳細地述及“剝皮囊草”之刑：“太祖開國時，亦有贓官剝皮囊草之令。遭此刑者，即于所治之地，留貯其皮，以示繼至之官，聞今郡縣庫中尚有之，而內(nèi)官娶婦者亦用此刑。”[13]這顯然是一種野蠻、恐怖的酷刑，雖然它是法外之刑，非常法，大概也只存在明初朱元璋統(tǒng)治時期，但其血腥與殘暴，無疑給明代仕途投下嚴重的令人悸怖的陰影。方孝孺(1357—1402)之慘死和株連眾多無辜，則進一步佐證了明代宦途的險惡。燕王朱棣攻入南京，欲布告天下繼位為明成祖。史稱燕王讓左右取筆付方孝孺，要他起草登基的詔書，遭到斷然拒絕。“成祖(燕王)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死，時年四十有六……宗族親友前后坐誅者數(shù)百人。”[14]此事王艮雖未親見親歷，但經(jīng)過如此酷烈，東臺又離南京不遠，時間也相隔不久，況且他曾多次南京停留、講學(xué)，方氏蒙難事，他當然會悉知，而對方氏之橫死，對其眾多親友之受牽連，強烈的印象則必然是宦途不安全，而且株連的蠻橫，更突出了明代宦途的危機?；峦臼俏ｋU的，而面對這一危險，王艮并不主張一死報君王的愚忠，而是倡導(dǎo)明哲的保身，他認為自我的安危是首位的，身在，才能從事修齊治平。如他對殷商三仁的態(tài)度，就非常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所謂“三仁”，是指商朝三位著名的政治人物微子、箕子、比干。史稱他們都是商紂王的血親，其中微子是商紂王的兄弟，箕子和比干是商紂王的叔父。面對紂王的荒淫和暴虐，微子多次上書苦勸無果，后來就離開了；而比干以為做臣下的應(yīng)該拼死諫言，結(jié)果激怒紂王，遭剖心而死；箕子見此狀，驚懼之下假裝得狂疾，“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15]，終幸免于難?？鬃右曀麄兌际侨收?，“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鬃釉唬阂笥腥恃?rdquo;(《論語·微子》)。值得注意的是，王艮從孔子敘述三人的先后次第中，卻讀出了“保身”的微言大義：“微子之去，知幾保身，上也；箕子之為奴，庶幾免死，故次之；比干執(zhí)死諫以自決，故又次之?？鬃右云湫慕詿o私，故同謂之仁，而優(yōu)劣則于記者次序見之矣。”[16]孔子對三人的敘述次序，是否即是代表最為欣賞全身而退的微子，似可商量；但這里王艮卻有意讀出了其間的“優(yōu)劣”，顯然他是借孔子之論來表達他特別推崇“知幾保身”的微子，即如果碰到暴君(如商紂王)，不應(yīng)學(xué)習(xí)比干，而應(yīng)學(xué)習(xí)微子、箕子，文中所謂上也、次之、又次之等語，已清晰地表明了王艮的取舍判斷。
從王艮的語錄及其書信來看，他一再強調(diào)“保身”是天下無道之際仕途進退的最優(yōu)選擇。因為如果連“保身”都做不好，就忙著從事修齊治平的家國大事，王艮認為那實質(zhì)上是一種魯莽的“失本”，必然會遭遇挫折，甚至還有可能蒙受“烹身、割股、餓死、結(jié)纓”等災(zāi)難。所以王艮斷言，只有先保身，然后才可言保天下國家，“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國家哉？”[17]保身是一切的基礎(chǔ)和前提?？梢哉f，中國古代社會不斷出現(xiàn)的宦途危機，一再說明臣子之“身”始終面臨著種種難測的危機和風險；而怎樣來回避、怎樣來自我保全，無疑是一個現(xiàn)實而緊迫的嚴峻話題。顯然王艮的“明哲保身”論，正是針對這一話題的憂患之聲，也是對專制時代宦途兇險的歷史反映與主動規(guī)避之的歷史自覺。
二、“保孤”與保身
不過，細繹《王心齋全集》還可以看出，觸發(fā)、強化王艮宣揚“保身”說的，還有其他特別的緣由，這里要特別提出的是，陽明身后“保孤”的急迫，是王艮力主“明哲保身”說的真切而隱微的心念。王陽明過世時，王艮曾遠道迎喪，并傾心料理老師的后事。在此過程中，王艮強烈感覺到老師的突然病故，使其家庭關(guān)系一下變得異常復(fù)雜起來，尤其是老師年幼的遺孤，其安危與成長令人揪心。陽明生前，正室諸氏一直沒有生養(yǎng)，他同胞三兄弟守儉、守文、守章也均無男丁，后來在父親主持下，將叔父次子王守信的第 5 個兒子王正憲(時已 8 歲)，過繼為嗣。諸氏過世后，陽明續(xù)娶張氏，嘉靖五年(1526)生子正億，次年陽明即奉命南征，他辭世時，幼子僅 4 歲。據(jù)弟子黃宗明回憶，陽明對家中后事已有所料理，他出發(fā)前，已將家中大小事務(wù)一一安排妥當，并“托人經(jīng)理”[18]。另一位弟子薛侃，也回憶陽明先生離家前，預(yù)將家務(wù)，處分周全。[19]但是，陽明先生的生前安排，并沒有得到很好地遵守和執(zhí)行，弟子們的觀察是：先生過世不過一年，親屬們就無視遺囑了，開始怠慢、甚至欺負正億母子；這其間還由于政敵對陽明的詆毀，“革錫典世爵”；地方官府則觀望迎合，“媒孽其家”；而鄉(xiāng)里的一些惡少們，則乘機興風作浪，欲以加害陽明兩位幼子而謀利。結(jié)果，“胤子正億方四齡，與繼子正憲離仳竄逐，蕩析厥居。”[20]先生骨血這種顛沛流離狀況的出現(xiàn)，使得陽明眾弟子非常擔心和不安，故想方設(shè)法來保障正億母子平安，并創(chuàng)制了下述種種保全措施：
其一，制定五方協(xié)議。這一方案在弟子黃宗明主持下制定。陽明葬禮甫結(jié)束，他就召集陽明親屬，協(xié)議處理所有后事和家務(wù)事，明確各方權(quán)利責任，并商議后形成條約文本，官家蓋印存檔。相關(guān)親友以及官府各持一份，共 5 家：紹興府一本；太夫人一本；陽明兩個孩子正憲一本，正億(正聰)一本；陽明弟子共持一本，并約永遠共同遵守。[21]
其二，設(shè)定托孤看護方案，[22]并附有實施的具體條款。這是在弟子薛侃主持下完成的。宗旨是“保孤安寡”，重在保護正億母子安全和權(quán)益，而不是田畝等財產(chǎn)的維護；依據(jù)是“酌之情禮，參以律令”；做法是：因孩子年幼，家里的事務(wù)由親人打理，但會有兩位陽明弟子從傍協(xié)助，他們每年更換一次，王家叔侄不得阻攔和干擾。
其三，安排正億成為“門婿”。這是眾弟子協(xié)助黃綰，共同成就。[23]曾任禮部尚書兼翰林學(xué)士的黃綰，與王陽明相友 20 多年。有天苦思如何寡過而不得解，陽明一席話，讓他冰釋大悟，從此拜陽明為師。[24]他對陽明晚年的處境非常同情，對其功勛不錄的遭遇深為不滿，對其遺孤的安危更是心憂。陽明在世時，曾與他有過兒女親家的約定，即為正億定了娃娃親，黃綰有意將女兒許配給正億。眼見陽明身后正億處境日益困窘，為更好保護正億，遂有成親之謀。為此，王艮曾親赴臺州，到黃綰老家行聘禮。[25]經(jīng)過大家不懈努力，正億終于在嘉靖十一年(1521)九月，以“門婿”的名義，被帶到金陵黃綰的身邊，時年 6 歲。“門婿”名分一定，幼年的正億也就獲得了名正言順的養(yǎng)護了。王艮在其間不辭奔波勞苦，親行聘禮，可見他為保全正億的一心一意，親力親為。
在“門婿”辦成之前一段時間，仍發(fā)生了許多令人擔心的事情。雖然訂立了五方共守的協(xié)議，也商定了二位弟子輪值看護，但實際上遠不如人意，正億仍時時處在不測之中。一是因家族矛盾，正億被作為籌碼被藏匿，以致看護的弟子一個月都不得見，生死兩茫茫，令人焦愁，“相懷憂逼”[26]。二是心懷不軌的鄉(xiāng)里惡少，百般阻撓正億以“門婿”名義的北上南京，曾一路追截至錢塘江，后眾弟子以計謀始得脫險。史稱為保護正億，王臣僉事還受“黜職”處分，可見世情之險，正億處境之惡。
經(jīng)歷陽明后事料理和正億保護周折的王艮，與同門一樣，心憂老師的后事，而他的草根出生，生活煎熬，使他更倍感人生的不易，對老師的遺孤遺孀，對其間的“細微曲折”，尤加深慮。在寫給同門薛中離的信中，[27]這種擔心傾瀉而出。信的大意是說，在陽明生前，王艮曾再三向老師提議立夫人為“眾婦之主”，以主持家政，料理家務(wù)，也好護佑幼子；不過，王陽明不同意，他覺得夫人“德性未定，未可輕立”。后來可能也有建議立家族中的“吳夫人”為“諸母之主”，但她“性剛無容”，也未能上位。王艮后怕，若吳夫人當家，正億母子必將進退維谷，也勢必處于危險之地，無法安寧。特別是在家族中，正億之母毫無地位，“億弟又何以安哉？”所以信中說，同門們曾反復(fù)商議謀劃，如何將
母子“拯救至南都”；后來幸得同門王瑤湖等人的大力支持，“遂拔正億出危難險”。信中“拯救”等感情色彩強烈的詞語，都刻畫并凸顯出陽明幼子正億的困境與危險，尤其是王艮的焦慮與擔心，因為他念茲在茲的就是如何呵護先師的骨血，此誠如他在信中所自白：“我輩正當任錯改之，使吾億弟后無魔障可也。此便是復(fù)焉執(zhí)焉之道，無負于先師先覺之明也。”[28]
而在寫給另一位同門歐陽南野(歐陽德)的信中，王艮更是流露出強烈的保護“先師一脈之孤”的意愿：“貴鄉(xiāng)里曾雙溪至，知久庵公丁憂，正億弟隨歸。公言以死保孤，于今日事勢，不知果能終其所愿否也？……望兄與龍溪兄扶持，豫謀萬全之策，以保先師一脈之孤。如何？如何？”[29]文中“以死保孤”云云，是引用歐陽南野的話，信中一再道及此，也是意在強化和提醒對正億的保全是何等重要而緊迫；而歐陽南野有如此決絕的表達，也顯示出同門們對正億的險境，都有切身的體認和感覺，而且也確實比較危急過，所以才會有“以死保孤”的話。而王艮所謂的“以保先師一脈之孤”，正是力圖化解正億面臨的威脅和危險，身離險境，安身而保身，如此方能真實而真切的實現(xiàn)老師血脈綿延。設(shè)若正億萬一有不測，身之不存，則陽明先生血脈安在？出于對老師的忠誠，對老師遺孤的悲憫，果真如此，王艮等弟子是無法接受的。
前面說過，陽明原配沒有生育，到 54 歲時才由續(xù)弦生正億。其間雖曾過繼一子(正憲)，但對此老來親生的兒子，王陽明可是莫大的歡喜，期待很大，也是關(guān)愛有加，雖然戎馬倥傯，仍然無限傾情眷念?？赡苁侨ナ滥且荒攴掂l(xiāng)途中寫給大兒正憲的家書中，就兩次提及幼兒正聰(正億)。一是講到已將正聰(正億)托付給可靠的“忠信君子”廷豹看護，相信一定會不負所托的，但還是叮囑正憲要時常去察看。[30]二是關(guān)切襁褓中的正聰(正億)“吃奶、穿衣”問題，溫情詢問聰兒(正億)喂養(yǎng)、撫育得怎樣？又再三叮嚀“嬰兒吃奶、穿衣，不宜過于飽暖”[31]。如此細致的叮嚀、關(guān)切，足見陽明對幼子的無限深情。想王艮等弟子是能感知老師對自己唯一血脈的掛念的，所謂“恤遺孤以弘本”，所謂慰“先師在天之靈”等護孤自覺，上述種種護孤的設(shè)計安排，以及為讓正億早成黃綰“門婿”而受到保護，王艮等遠赴臺州說媒等等，都表明弟子們是深察先師舐犢情深的。這種理解加之對“先師在天之靈”的報答與忠誠，必然會召喚出強烈的“護孤”沖動；而客觀上正億的種種窘迫與險境，無疑更燃化了這種“護孤”激情。這些都應(yīng)是王艮力倡“明哲保身”論的至情所在，當然也是其系念所向。
三、保民與保身
“保孤”的現(xiàn)實急切性，給王艮的“保身”警醒和刺激，是具體而真切的，當然它也是微觀的；而作為那個時代來自民間，又富有革命和批判精神的思想家，灶民這一最為底層的勞苦大眾的非人處境，則是他提出“保身”說的更為宏闊與深刻的原因。
王艮出生于泰州安豐場[32]的“灶丁”，即專事制海鹽的鹽民之家。其初見陽明詩“孤陋愚蒙住海濱”中的“海濱”，即意指此。據(jù)王艮年譜記載，“父灶丁”，父親是“煮海”的鹽工，家庭貧苦。他 7歲入鄉(xiāng)里私塾，讀到 11 歲時，因貧無奈輟學(xué)，幫助“理家政”。所謂“理家政”，大概就是身為“小灶丁”的角色，輔助父親做一些制鹽的活。鹽是“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還是國家重要財賦來源，“天下之賦，鹽利居半”[33]。安豐場所屬的兩淮鹽業(yè)，在明季更是國家經(jīng)濟重鎮(zhèn)，“自古以來最稱富饒”[34]。但是，創(chuàng)造鹽這一重要財富的鹽工，卻社會地位卑賤，生活窮困，張謇曾形容說：灶民所過生活，是人類最苦的生活。
綜合起來，這種苦體現(xiàn)如下：其一，灶民社會地位卑下，鹽工廁身賤民。古代士農(nóng)工商四民外，還有以職業(yè)來劃分的所謂“三籍”的說法，即軍籍、匠籍和灶籍，他們的社會地位都很低，其中灶籍即煮鹽的鹽民，則社會地位更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還常發(fā)配罪犯入灶籍。如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 28 就記述過，明代之初，曾將判遷徒以下的犯人，發(fā)往鹽場“煎鹽”。另據(jù)《明洪武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曾詔令刑部，凡符合“徒罪煎鹽”者，福建、廣西兩地的犯人，發(fā)配到兩淮地區(qū)。這一政策到明中葉還在實行，據(jù)嘉慶《兩淮鹽法志》卷 54《雜志·碑訓(xùn)》記載，正德十五年(1520)朝廷規(guī)定，各地囚徒均發(fā)往本省鹽場勞作。三吳之地的人民，因張士誠的原因，也多有配發(fā)鹽場的。如據(jù)王艮《年譜》記載，其祖居是吳地，后遷入安豐，“先生諱艮，字汝止，隸揚之泰州安豐場人。其先伯壽自姑蘇徙居”[35]。蓋其祖先也是因某種歷史“罪過”而被北遷、且“困辱”為灶民的。雖然灶民不都是罪犯，但將鹽場視為罪犯發(fā)配處，將犯人充抵灶民，可見古代鹽丁的近乎奴隸的身份。這種痛楚的歷史記憶，或是王艮關(guān)注、同情灶民遭遇而吁保其身的隱微深因。
其二，承受雙重剝削。灶民除了承擔國家“鹽課”外，還要上繳“賦稅”，國家的鹽政當局和官府分別壓榨灶民。在鹽課、賦稅的雙重壓榨和盤剝下，灶民的負擔最為沉重。史稱百姓中，鹽、軍、匠籍三類人戶，是賦役最重的，生活也是最苦，“各灶戶終歲勤苦，甚于編氓”[36]。
其三，勞作之苦。兩淮鹽場瀕海而設(shè)，生產(chǎn)環(huán)境非常惡劣，春夏秋冬，都是露天作業(yè)，風吹日曬，雨雪冰霜、酷暑溽熱；而勞作的強度又特別大，特別艱辛。史稱海鹽的制法“有煎、有曬”，前者是用燃薪鍋煎熬鹽；后者是用溝灘之法，靠日曬蒸發(fā)，結(jié)晶為鹽。無論是煎是曬，灶丁都是如牛如馬，歷史上有許多文獻予以同情的描述與尖銳的揭露。如宋代詩人柳永有首著名的《煮海歌》，專門描寫鹽丁一年四季的勞苦：他們起早貪黑，任憑風吹日曬雨淋，霜雪交侵；還面臨著“周而復(fù)始無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的惡政摧殘，以致陷于“驅(qū)妻逐子課工程，雖作人形俱菜色”的悲慘處境。[37]生動刻畫了灶戶的生存艱難與苦苦掙扎。明代季寅有《鹽丁苦》一詩，描述鹽丁勞動強度大，又饑寒交迫：“鹽丁苦，鹽丁苦，終日熬波煎淋鹵。胼手胝足度朝昏，食不充饑衣不補。每日凌晨只曬灰，赤腳蓬頭翻弄土。”[38]到明代中葉，灶丁的處境更有“生息”之危急。明弘治二年(1489)，刑部侍郎彭韶，在巡視沿海鹽場后，向皇上《進鹽場圖冊疏》[39]，詳細羅列了鹽民的“六苦”：一是“居食之苦”，居的是不蔽風雨的破屋，吃的是難以下咽和果腹的“糲飯”；二是“蓄薪之苦”，煮鹽必要柴火，而薪地獲得、柴薪看護都不容易；三是“曬淋之苦”，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刮泥汲海”，全家都齊上陣，或揮汗如雨，或瑟瑟發(fā)抖；四是“煎辦之苦”，燃薪煮鹽，夜以繼日，難以停息，“燒灼薰蒸，不似人形”。
王艮所生活的東臺，灶民處境也一樣惡劣。據(jù)嘉慶年間《東臺縣志》(卷 18，鹽法)，這里的灶民有“七苦”，即在上述六苦之外，還有“遇潮之苦”，面臨海潮侵害、甚至吞沒的威脅。灶民的這種種“苦”，王艮不僅有所聞，更是有所見和有所親歷，因為他父親就是“灶丁”。據(jù)王艮《年譜》，有一年寒冬，他親見父親為匆忙趕赴官府之役，急用“冷水盥面”，自己內(nèi)心“深以不得服勞為痛”。
其四，灶民蒙受殘身之害。曾長期與泰州安豐場灶丁生活在一起的詩人吳嘉紀，曾悲嘆灶丁煮鹽被傷害，“斯人身體亦猶人，何異雞鶩釜中煮”[40]。詩是嘆煮鹽時灶丁被火燎，其實無論是煎、是曬，因其勞動環(huán)境極為惡劣，對鹽丁身體都有極大摧殘。曬鹽的場地，往往是深坑，而鹽的比重又大，故很沉。取鹽的時候，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天，鹽丁都裸身操作，因此，難免陰寒侵身，常造成痿痹癥，此其一。其二，因腳長久踩在鹽中，骨頭易柔化，鹽丁?；减四_病。其三，因燃薪煮海水，長久煙薰火燎，鹽丁常患眼病，甚至盲目。痿痹、跛骨和目盲，都是有形而直觀的身體傷害，鹽民出身的王艮，應(yīng)該察覺過這類現(xiàn)象，它們對王艮的刺激，當是引起他關(guān)切“保身”問題的直接而切實的原因之一。[41]
最后，灶民之苦還體現(xiàn)在生命之虞上。包含東臺在內(nèi)的兩淮鹽業(yè)，都是煮海水為鹽，灶民靠海吃海，臨海作業(yè)，因而也最易受風暴海潮的侵害。而歷史上這種侵害屢見不鮮，鹽民不僅財產(chǎn)受損，甚至性命無存。如天順六年(1462)七月，淮安“海水大溢，淹消新興等場官鹽一十六萬五千二百三十余引”[42]。又如嘉靖十八年(1539)七月，通州海門各鹽場遇風暴潮，“溺死民灶男婦二萬九千余口”[43]。再如崇禎四年(1631)四月，“海潮迅發(fā)，將范公堤沖壞數(shù)處?？駶蘩耍趴斩鴣恚帖}場、室廬、牲畜及軍民商灶，漂者、沒者、死者無算，洶洶之勢，莫可御遏”[44]。
綜上歷史的檢索，令人慨嘆：灶民這一群體，是多么苦難的群體，蒙受了多么殘酷的磨難與悲慘的犧牲。此中不幸誠如嘉靖年間長蘆鹽運使郭五常在其《鹽丁嘆》一詩中所吁：“煎鹽苦，煎鹽苦。瀕海風霾恒弗雨，赤鹵茫茫草盡枯，灶底無柴空積鹵。借貸無從生計疎，十家村落逃亡五。曬鹽苦，曬鹽苦。水漲潮翻灘沒股，雪花點散不成珠，池面半鋪盡泥土。商執(zhí)支牒吏敲門，私負公輸竟何補？兒女嗚咽夜不炊，翁嫗憔悴衣藍縷。古來水旱傷三農(nóng)，誰知鹽丁同此楚！”[45]灶民極其卑微的社會地位，嚴酷的生產(chǎn)和生活環(huán)境，還隨時面臨著天災(zāi)人禍的侵害與吞噬。這種苦難與性命之虞，正強烈凸顯了這個群體身無所依、命無所安的危急。王艮的灶戶出身和鹽丁經(jīng)歷，使他不能不同情，也不能不焦慮廣大灶民所處的這種不仁道的凄慘狀況。王艮《年譜》中曾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29 歲時，有一晚他做夢“天墜壓身，萬人奔號求救”[46]；于是他奮起托天，又奮力整理好混亂不堪的日月星辰秩序，百姓歡欣鼓舞，似如重生。這一夢境以及得救而興奮不已的民眾，無疑也應(yīng)當包括他熟悉、且處困厄中的灶民，因為這是一群亟需救助、也必須幫助安身立命的人。其實，王艮也曾自誓以天下為己任。他說過：“吾聞大丈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幾不在茲乎！”[47]上述夢中托天故事，可謂隱喻地表達了王艮對天下人民、尤其是“窮民”的強烈關(guān)切，以及其救世濟民的宏大而堅定的志向。歸根結(jié)底，就是在呼吁應(yīng)保護生民之“身”，因為一切的生活苦難，最終都要表現(xiàn)為有形之“身”所面臨著的嚴峻而沉重的危機。在此意義上，紓民之生，實也是寬民之身。因此，王艮之倡“保身”說，不能不說也是有見于鹽民的生存苦難與危機，并欲求減輕這一危機，以謀改善灶丁窮民的生存狀況。在此意義上可以推論，王艮“保身”說旨在“保民”；換言之，現(xiàn)實鹽丁的非人處境，刺激了王艮“保民”的政治熱忱，并成為催生“保身”理論的重要現(xiàn)實端緒，而且其間含蘊著深切而濃郁的為生民吶喊與辯護的人民性。
任何理論都是時代的產(chǎn)物，也是時代的映現(xiàn)。從歷史的視域來觀察“明哲保身”說，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主張背后所隱伏的豐富的歷史信息和社會狀貌，它們共同醞釀、結(jié)蒂出了“明哲保身”論；換言之，這一主張宛如一個棱鏡，在歷史的敘事下，分別呈現(xiàn)出了明代仕宦的風險，家族利益沖突下的遺孤之虞，灶民的悲慘境遇；它們或微觀、或宏觀，但都指向了歷史的真實和歷史的細節(jié)，在此歷史的鏡像中，不僅有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明哲保身”這一觀念本身，也有利于更深入、更恰切地把握王艮思想的平民性和人文性。
注釋：
[1] 黃宗羲曾評論： “陽明先生之學(xué)，有泰州、龍溪而風行天下”。參見黃宗羲： 《明儒學(xué)案·泰州學(xué)案》，載《黃宗羲全集》第 7 冊，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第 821 頁。
[2]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30 頁。
[3]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2 頁。
[4] “秋七月乙亥，更定章圣皇太后尊號，去本生之稱。戊寅，廷臣伏闕固爭，下員外郎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錦衣衛(wèi)獄。癸未， 杖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載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第 402－403 頁。
[5]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第 1416 頁。
[6]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027 頁。
[7]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78 頁。
[8]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16 頁。
[9]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541 頁。
[10]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07 頁。
[11]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9 頁。
[12] 陳學(xué)霖： 《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北京：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0 年，第 37－53 頁。
[13] 沈德符： 《萬歷野獲編》，北京： 中華書局，1997 年，第 457 頁。
[14] 張廷玉等撰： 《明史》，北京： 中華書局，1974 年，第 5830 頁。
[15] 司馬遷： 《史記》( 中華歷史文庫本) ，北京： 中華書局，2000 年，第 77 頁。
[16]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語錄》，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12 頁。
[17]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語錄》，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29 頁。
[18] 黃宗明： 《處分家務(wù)題冊》，載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8 頁。
[19] 薛侃： 《同門輪年撫孤題單》，載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9 頁。
[20]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7 頁。
[21] 黃宗明： 《處分家務(wù)題冊》，載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8 頁。
[22] 黃宗明： 《處分家務(wù)題冊》，載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卷 39，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89 頁。
[23] 關(guān)于黃綰的保孤詳情，參見錢明： 《王陽明及其學(xué)派論考》，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年。
[24]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6 頁。
[25]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7 頁。
[26] 吳光等編校： 《王陽明全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1468 頁。
[27]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尺牘論議補遺》，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0 頁。
[28]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尺牘論議補遺原輯計九篇》，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0 頁。
[29]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尺牘論議補遺》，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1 頁。
[30] 束景南、查明昊輯編： 《王陽明全集補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43 頁。
[31] 束景南、查明昊輯編： 《王陽明全集補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第 241 頁。
[32] 明代安豐場是淮南 30 個鹽場之一，屬泰州司，有灶戶 4712，灶丁 10314 人。參見 《重修兩淮鹽法志》卷 27 《灶丁》，光緒 三十一年，揚州書局重刊本。
[33] 《新唐書》卷 54 《食貨志四》，北京： 中華書局，1975 年，第 1378 頁。
[34] 陳滄來： 《中國鹽業(yè)》，上海： 商務(wù)印書館，1929 年，第 11 頁。
[35]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卷 3，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67 頁。
[36] 《明世宗實錄》卷 108，嘉靖八年十二月甲戌，臺北：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年，第 2548 頁。
[37] 潘同生： 《中國經(jīng)濟詩今釋》，北京： 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0 年，第 197－198 頁。
[38] 潘同生： 《中國經(jīng)濟詩今釋》，北京： 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0 年，第 226 頁。
[39] 《御選明臣奏議》卷 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5 冊，臺北： 臺灣商務(wù)印書館，1982 年。
[40] 潘同生： 《中國經(jīng)濟詩今釋》，北京： 中國財政經(jīng)濟出版社，2000 年，第 10 頁。
[41] 周慶云： 《鹽法通志》卷 42，1914 年，文明書局鉛印本。
[42] 《明英宗實錄》卷 343，天順六年八月戊寅，臺北： “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本，1962 年，第 6947－6948 頁。
[43] 林云程、沈明臣： ( 萬歷) 《通州志》卷 2，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03 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 年，第 70 頁。
[44] 吳甡： 《柴庵疏集 記憶》卷 4，秦暉點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84 頁。
[45] 史起蟄、張榘： ( 嘉靖) 《兩淮鹽法志》卷 3，《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 274 冊，濟南： 齊魯書社，1997 年，第 201 頁。
[46]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82 頁。
[47] 陳祝生等校點： 《王心齋全集》，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55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