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邦新命與中國哲學

——陳來學術研究文集

楊立華 趙金剛 主編

 2022年8月出版 / 188.00元

978-7-5228-0470-5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陳來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哲學史家、哲學家，國際知名學者，從事哲學教學及學術研究數(shù)十載，成就卓著，桃李滿天下。值先生七十壽辰之際，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清華大學哲學系共同發(fā)起舉辦“‘舊邦新命與中國哲學’學術研討會”，特邀陳來先生師友及弟子就陳來先生的學術與教育貢獻撰寫相關文章，希望以此深入挖掘陳來先生的學術思想。

 

本論文集收入的文章主要包括三類：對陳來先生哲學史研究的評析（包括對陳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現(xiàn)代儒學思想研究等方面的總結(jié)、評析）；對陳來先生哲學貢獻的評價（包括對陳先生仁學本體論、儒學美德論等方面的評價）；與陳來先生交游的記述（包括師友輩同陳先生交往的印象，弟子輩對先生教誨的回憶及在先生門下的求學經(jīng)歷，陳先生對中國哲學史學會的貢獻等）。
 

書摘

舊學與新知的結(jié)合

中西知識傳統(tǒng)的巨大差異在于基礎性預設的不同。中國的知識傳統(tǒng)近乎以歷史為基礎性預設的，經(jīng)驗構成了全部知識的可靠基石；西方則更近乎以哲學為基礎性預設的，邏輯構成了知識的可靠基石。因此，現(xiàn)代中國學術建構之初，極具識見的王國維就高度意識到這點，并極力強調(diào)哲學為大學教育的首要學科，盡管他自己后來放棄了哲學而返歸史學。

 

在學科建設的意義上，現(xiàn)代中國學術已經(jīng)牢固地建立起了哲學，但平心而論，現(xiàn)代中國的哲學仍然更多呈現(xiàn)為哲學史的知識形態(tài)。脫離了哲學史的哲學建構，似乎終究讓熱衷于此的中國學者自己也不太心安理得。論其原因，正是深受中國知識傳統(tǒng)的影響，哲學應該呈現(xiàn)出哲學史的底色， 這成為一種潛在的訴求。在西方，論證并處理好哲學與哲學史則是一個問題，如黑格爾在《哲學史講演錄》中所闡述的那樣。黑格爾關于哲學等于哲學史的斷言，在西方實質(zhì)上也可以反襯哲學并不必然與哲學史發(fā)生關聯(lián)，自然也不必然需要呈現(xiàn)出哲學史的底色。對20 世紀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維特根斯坦哲學可以算是一個典型代表。

 

以上分疏，我希望表明的是，雖然陳來教授近些年來在哲學體系的創(chuàng)構上取得重要成果，但這些成果是基于他的哲學史研究甚至直接從他的哲學史研究中內(nèi)生出來的。作為一位杰出的哲學史專家，陳來教授的哲學史研究完全融入了他的獨特的哲學思考中。這是我們今天乃至將來理解與討論陳來的哲學思想中必須充分意識到的。

 

如前所述，限于我迄今為止的認知與思考，我對陳來教授的學術思想，更多的關注是在他的哲學史研究。而且，相對于陳來教授所涉甚廣的哲學史研究，我囿于自己的逼仄，對他在宋明理學研究領域中的幾項具有典范性研究，即朱子、陽明、船山的研究，更為關注，并具更多的親切體會。為了把握陳來的研究風格與特征，多年前我曾經(jīng)在《師英錄·自序》中通過比較加以說明。

 

比較起來，陳來教授的研究更具有典型的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的風格，而中國近世哲學與思想史也是他極富創(chuàng)見的領域。所謂典型的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的風格，借用李澤厚先生的話，就是：“從歷史的角度來研究哲學思想的內(nèi)容形式、體系結(jié)構、來龍去脈，搞清它們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影響以及它們社會的、時代的、民族的階級的根源或聯(lián)系，包括考據(jù)、文字的訓詁、說明，等等。”李先生這樣的說明，旨在彰顯他的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偏于哲學立場的特性。但是必須看到，李先生，以及楊（國榮）教授的偏于哲學立場的哲學史研究，并非完全不考慮實證知識的問題。只能說，偏于哲學立場的，更在乎歷史中的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意義的呈現(xiàn)；而偏于哲學史與思想史風格的，更關心對歷史中的思想其真實的歷史面相的揭示。而實際上，兩者在哲學史與思想史的研究中難以截然分開，不同的學者也只是各有偏重而已；而即便有所偏重，自然也仍以兼取二者而合一為最高境界，至于能否達到，則另當別論。

 

陳來教授關于中國近世哲學與思想史的研究，以朱子學、陽明學、船山學為三大標志?？v觀他的中國近世哲學與思想史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研究方法上有兩個明顯的特點。

 

其一，思想分析基于堅實的實證研究，尤其是思想家的文獻考訂與細讀。他的朱熹哲學研究即是顯例。雖然他關注的是對哲學思想的分析，但以實證研究為基礎，表明他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將研究對象置于具體的歷史與思想語境中加以分析的取向。這種取向，一方面使他力求心知古人之意的期望得以落實，另一方面則引導他由哲學史研究進入更廣闊的思想史領域。

 

其二，借鏡于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哲學與思想。無論是朱熹研究中的本體論、知識論，陽明研究中的存在論，船山研究中的詮釋論，還是《師英錄》所收書評（《師英錄》所收評陳來主編的《早期道學話語的形成與演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所討論的由他和學生們共同進行的早期道學研究中的后現(xiàn)代哲學話語理論，他的近世中國哲學與思想史研究始終有著西方哲學的背景。由于他的研究基于堅實的文獻考訂與細讀，他對西方哲學的借鏡更多表現(xiàn)為工具的意義，而不影響到中國思想自身特性與氣質(zhì)的呈現(xiàn)。也正因為這種偏于工具性的借鏡，他的研究并不拘泥于西方某一哲學理論，而是根據(jù)所面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的精神特性來選擇相應有效的西方理論。可以說，有效借鏡于西學而不失自身文化的特性與氣質(zhì)， 使陳來的研究既很好地樹立了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典范，又在典型的哲學史與思想史研究中透露出哲學家的特性。

 

現(xiàn)在回頭看，我依然持上述的認識，而且我以為這兩個主要風格與特征同樣呈現(xiàn)在他近些年來的哲學體系創(chuàng)構中。多年前的這一論述限于序文，我沒有展開，這里再略做申言。

 

上述兩個特點，雖然是現(xiàn)代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最需要追求的目標， 但其實也為傳統(tǒng)中國學術所標示，最直接的便是桐城派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jù)、辭章相統(tǒng)一。姚鼐此文雖然是論文，但桐城派的文論亦非今人狹義的文學：往近處講，仍然是宋代儒學賴以復興的古文，是承載道義的言說；往遠處講，自然便歸于孔門四教之一的文學。此前對陳來宋明理學研究風格與特征的概括，對應了考據(jù)與義理，而論辭章，陳來的風格與特征同樣是值得肯定的，故我先就辭章而述之，并多說幾句。

 

陳來的辭章可以概括為清晰質(zhì)實而又不失理趣。清晰原本應該是一切口語與書面語的基本要求，然而事實上這卻是一個并不容易達到的標準， 尤其對于哲學而言。馮友蘭先生論讀書經(jīng)驗，嘗概之為四點：精其選、解其言、知其意、明其理。這四點中，除了第一點“精其選”是講應該讀什么書的問題，后三點都是講如何讀的問題。為什么“如何讀”會成為這么大的問題，馮先生甚至要將此一問題細分為三層，由言而意而理；原因就在于哲學最終所要表達的是道理，而道理是無形的，表之于言語，言語之所指與能指之間又有一間之隔，這個一間之隔有時實難以道里計。因此， 辭章之清晰對于哲學而言，幾乎可以說是自始即相伴而存在的挑戰(zhàn)，以至于辭章與哲學所要表述的道理本身構成為某種緊張、張力，乃至沖突與不相容，如《老子》開篇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是， 陳來在辭章之清晰方面，一如馮友蘭先生。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哲學史的研究，還是哲學思想的建構，都可謂有明顯的傳承。

 

陳來辭章之清晰，主要呈現(xiàn)于三個方面。一是概念的準確界定。討論哲學的論文須通過層層概念來展開，因此概念的準確界定成為論文清晰的基本保證。朱子、陽明、船山使用的概念并沒有特別的自造，基本上還是屬于賦新義于舊辭的類型，只是其往往比較多義，而且存在前后的變化。這樣的概念，陳來總是能夠非常明晰地逐次闡釋，比如他關于朱子仁說的闡釋。在這種逐次展開的說明中，陳來脈絡是清晰的，這是他的辭章之清晰的第二個方面。思想的形成、確立、表達有自身的迭代性，因此在詮釋與分析時，很容易陷于枝蔓，但陳來往往能夠圍繞著中心議題展開。第三個方面是遣詞造句不生澀。如前所說，哲學論學的性質(zhì)，導致既有語詞不足以表達思想，故而容易別造生詞。這一特征傳統(tǒng)中即有，西學引入以后尤盛。無論是在傳統(tǒng)還是在西學，陳來都不隔膜，但他基本沒有營造生詞僻辭的雅好，因此他的論著總是平易的。上述三點，除了第一點概念界定準確涉及識見，后兩點要真正做到，不僅學術功力本身要達到相當?shù)乃疁?，學術品質(zhì)上更要擺脫喜賣弄、好示炫的習氣。

 

由于不喜賣弄、不好示炫，陳來的辭章呈現(xiàn)質(zhì)實的特點。所謂質(zhì)實， 就是言之有物。既不在言辭上繞來繞去，兜圈子，也不堆積材料，以示淵博。緊扣問題本身，運用適當?shù)牟牧习褑栴}講清楚，如此即可。也因為有此特點，陳來的辭章仍然流溢出理趣。所謂理趣，便是思想展開中的環(huán)環(huán)相扣所帶來的趣味。當然，對理趣有無體會，以及深淺，完全是因人而異的。就此而言，理趣對于辭章已是一個具有高度主觀性的品鑒維度了。

 

哲學的論著雖然偏近邏輯的要求，但對于哲學史研究而言，由于面對的是前人的思想理解與闡發(fā)，而不純是自己的思想陳述與建構，因此，辭章的清晰，尤其是質(zhì)實，必然基于考證。陳來的研究事實上也起于考證， 他的朱子研究便是最明顯的佐證。朱子的書信前人也有考證，只是沒有做全部的編年考證。朱子的書信既多又涉甚廣，平心而論，如果限于哲學思想的分析，并不一定要將全部書信做編年考證；而且從技術上講，這項工作非常繁重而又高度細致。陳來的朱子研究選擇了以此為基礎工作，這一路徑既充分表征了他的學術底色，也充分彰顯了他的學術亮度。請讓我舉一個小例子加以說明。朱陸鵝湖之會，象山曾想向朱子質(zhì)問“堯舜以前何書可讀”的問題，此一質(zhì)問頗為失禮，故被其兄阻止。象山后來多有提及，頗以此問為思想關鍵。這個問題及回答在朱陸之間沒有實際發(fā)生，因此難以說明朱子對此問題如何回答，甚至也難以說明朱子對此問題是否想過。但是，在朱子《答陳明仲十六》一書中，朱子對此問題有著明確的思考與論述。如果不能確定這封書信的寫作時間，便難以確定朱子在這封信中的論述是否與象山有關。由于陳來對朱子書信有全面的編年考證，他確認此信寫于鵝湖會之前的乾道之中，故可斷定朱子對此問題有過思考并有自己的分析。這意味著在此問題上，朱陸的思想異同并非來自彼此的碰撞，而是基于自己的思考，這便要求后續(xù)的相關研究必須在朱陸各自思想本身的意義上來分析這一問題所具有的內(nèi)涵。

 

當然，但凡考證，必內(nèi)含著考證者的偏向與取舍，這種偏向與取舍雖然呈以主觀，然也不可一概論定為主觀，而可以視之為理證，尤其是在哲學史的研究中。我同樣舉一例以見之。象山《語錄》中有一段著名的問答：“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jīng)注我，我注六經(jīng)。”由于文本脫離了語境，難以確知象山的語氣口吻。但以象山的思想與風格，自然很容易取“六經(jīng)注我”，象山再傳在《年譜》中便已將象山的回答改為“六經(jīng)當注我，我何注六經(jīng)”。陳來特意提醒我，他在《宋明理學》書中的處理，他是直接將《語錄》所記引作“六經(jīng)注我，我安注六經(jīng)”。陳來的處理并非全無根據(jù)，一則是以理推之，象山之意似更近如《年譜》所記的再傳弟子改動語；二則《年譜》的記錄雖引自象山再傳弟子，但再傳弟子說明此話得自象山的重要門人楊簡。概言之，陳來的處理并非純主觀的。當然，從考據(jù)上講，史料當以最接近當事者為重，故無疑應該取《語錄》條，《語錄》是當時的記錄，《年譜》已隔了一層；況且，《語錄》所記不僅經(jīng)過楊簡，而且更經(jīng)過其他重要門人的審讀，都沒有改動，表明象山的原話是如此。此段問答后續(xù)的展開，更進一步證明不宜對象山在“六經(jīng)注我”與“我注六經(jīng)”之間做簡單理解。我舉此一例子，旨在說明陳來對于材料的引用是頗經(jīng)過一番考證的，絕非隨手拈來便用。正是基于這樣的考證工夫，陳來的哲學史研究往往讀來令人信服。

 

最后還是要歸到義理。我以前曾講，陳來在義理上頗“借鏡于西方哲學來解讀中國哲學與思想”，我在這里想進一步補充的是，除了借鏡于西方哲學以外，陳來對哲學史的義理分析同樣注重于傳統(tǒng)哲學自身的思想脈絡，確切地講，他在傳統(tǒng)哲學自身思想脈絡的梳理基礎上，借鏡西方哲學，從而呈現(xiàn)出舊學與新知相融合的氣象。比較起來，這一特點在陳來的哲學史研究中已形成，而在他近些年來的哲學建構中有更自覺與圓融的運用。在某種意義上，舊學與新知相融合的追求，大致是所有中國哲學史研究者的共同特性，但平實而言，實現(xiàn)這種融合卻極不容易，它不僅需要堅實的舊學工夫與敏銳的新知感受，而且與研究對象也不無關系。陳來由朱子研究入手。朱子思想的形成與展開，既經(jīng)過了佛老思想的浸淫，又深受宋學新學術的激蕩，然后返轉(zhuǎn)接續(xù)漢唐舊學，從而在思想內(nèi)容、知識形態(tài)、經(jīng)典系統(tǒng)實現(xiàn)了兼三合一的推陳出新。陳來在朱子的知識與精神世界中沉潛甚久，朱子的這種統(tǒng)合工夫恐不無潛移默化之工。

 

我第一次認識陳來教授大致是在1993 年寧波的黃宗羲與浙東學術會議上，屈指數(shù)來，也近一世。認識以后，曾言及我念大學時嘗書信請教張岱年先生，陳來說那時段張先生的回信多半由他代復，我回憶筆跡，與陳來頗為相近。此外，我的碩士生導師之一陳植鍔先生與陳來有關。植鍔師也是溫州人，他雖年長陳來5 歲，但1977 年考入北大中文系中國古典文獻專業(yè)，未畢業(yè)獲準考研究生，南下杭州隨夏承燾、徐規(guī)諸先生讀書，后來又輾轉(zhuǎn)回北大讀博，師從鄧廣銘先生，都比陳來要晚幾年，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北宋文化史述論》選題是在與陳來討論過程中獲得啟發(fā)而確定的。因此算來，陳來教授誠屬我的師輩。這些年來，我也每每得到他的點撥與指教，獲益良多。時值陳來教授七十壽誕，我寫此小文以頌壽，更表達我對他進學與涵養(yǎng)的敬意。

 

作者：何俊（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

本文節(jié)選自《舊邦新命與中國哲學——陳來學術研究文集》，略有刪改。

 

目錄

中華文化復興與儒學形上學的當代建構

——陳來先生新著《仁學本體論》評介

郭齊勇 廖曉煒

中國哲學登場：“接著講”的“接著講”

   ——讀陳來《仁學本體論》                            

陳衛(wèi)平

陳來《宋明理學》的幾點貢獻                                                            

張學智

“仁體”問題略議——讀《仁學本體論》所思          

                                                                                                        向世陵

“愛的智慧”——陳來的“新原仁”                                                                                             王中江

為傳統(tǒng)正本清源

——陳來教授《儒學美德論》讀后                 

                                                               陳少明

舊學與新知的融合                                                                                                              何俊

孔夫子與現(xiàn)代中國——陳來的現(xiàn)代中國哲學研究                                 

干春松

道不遠人                                                                             

鄭開

猶記風華滿燕園

——賀又新師七十華誕                            

喬清舉

價值儒學的追尋與開新

——略論陳來先生的儒學研究及其新儒學思想        

丁四新

陳來與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中國哲學                              

彭國翔

羅爾斯之后政治哲學的儒家之聲

——陳來政治哲學思想述要                        

方旭東

“接著講”的朱子學——淺談《仁學本體論》對朱子闡釋的一個向度

郭曉東

為中國哲學新時代奠基——陳來先生仁體論述論                 

楊立華

陳來老師與中國哲學史學會                                                

劉豐

思想、社會與文獻——記陳來先生的明清儒學研究             

高海波

推陳出新，繼往開來，黃鐘大呂，一代儒宗

——我所景仰的陳來先生                                            

翟奎鳳

元亨之際的文化思考

——陳來先生與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

趙金剛

宋明道學視角下的王船山研究

——讀陳來先生《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                                              李明友  李 鋒

中華文明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源頭活水                                                                           干春松

新時期宋明理學研究的典范

——陳來宋明理學研究介述                      

楊柱才

詮釋中的道說

——評陳來《詮釋與重建——王船山的哲學精神》                    

楊立華

儒家的文化立場與價值關懷

——陳來《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人文主義的視界》讀后    

彭國翔

為中國哲學研究建立典范

——評陳來《有無之境——王陽明哲學的精神》      

彭國翔

新道學開山之作——評《仁學本體論》                

  方旭東

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

——評陳來教授《竹帛〈五行〉與簡帛研究》      

方旭東

“以哲學家的寫法作古史的研究”

——陳來先生儒學及諸子學思想史前史研究述略      

王楷

激活儒家倫理的當代價值——評《儒學美德論》            

葉芳舟  趙金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