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洪范五行傳》是一篇闡釋《尚書·洪范》的重要文獻。從西漢尚書學的傳承來看，其作者應該是夏侯始昌。受到陰陽五行思想的影響，《洪范五行傳》把《洪范》的“五行”“五事”“皇極”等與“災異”結(jié)合起來，建構(gòu)了一套以“六”為標準的陰陽五行系統(tǒng)。其思想體系不但對后來的尚書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而且對于詩學、禮學的發(fā)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關(guān) 鍵 詞：《洪范五行傳》；陰陽；五行；災異
對于《洪范五行傳》的作者和思想，歷來有著不同的看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礎，本文試圖從西漢尚書學發(fā)展演變的角度對《洪范五行傳》作一新的探討。
一、西漢尚書學的流傳與《洪范五行傳》的作者
對于西漢尚書學的傳承，《漢書·儒林傳》曰：
伏生，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shù)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yè)孔安國，至御史大夫。……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1](P5432—5433)
此與《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大略相同，顯系班固據(jù)史遷之文而成。據(jù)上面記載，可以知道西漢尚書學傳承始于伏生。伏生是秦朝的博士，其在秦焚書坑儒的情況下，把《尚書》藏在墻壁里。后來遇到大亂，伏生流落他鄉(xiāng)。等到漢建國后，伏生求其所藏《尚書》，丟失了數(shù)十篇，僅存二十九篇。他即以此教于齊、魯之間，由是齊國學者頗能言《尚書》之學。到了漢文帝的時候，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聽說伏生能言《尚書》，欲召其至朝廷，但由于伏生年老，不能應召。于是文帝派晁錯到伏生那里受《尚書》。伏生授張生、歐陽生。歐陽生授倪寬，寬又授歐陽生子，于是《尚書》有歐陽氏學。
從上面記載來看，我們還知道倪寬不但受業(yè)于歐陽生，而且還向孔安國問學。孔安國以傳古文《尚書》知名。而歐陽生等人所傳皆為今文《尚書》。這樣就出現(xiàn)一個問題，即尚書學傳至倪寬的時候，就已出現(xiàn)今古文融合的情況。西漢中后期的尚書學傳承皆出自倪寬，這說明《尚書》傳至倪寬的時候就已經(jīng)發(fā)生了變化。歐陽高授林尊，林尊授平當、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殷崇、龔勝，平當授朱普公文、鮑宣。這是歐陽氏學在西漢中后期的傳承情況。
大、小夏侯氏學則始于夏侯都尉。夏侯都尉學于張生，其又授夏侯始昌，始昌授夏侯勝。勝又學于蕳卿。蕳卿者，倪寬弟子也。此為大夏侯氏學。勝又授夏侯建，建又學于歐陽高，此為小夏侯氏學。夏侯勝又授周堪、孔霸，堪授牟卿、許商長伯，霸授孔光，由是大夏侯有許、孔之學。夏侯建授張山拊，山拊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這是大小夏侯氏學在西漢中后期的傳承情況。
可見，大小夏侯氏之學都不純粹，皆非學于一師。大夏侯之學源于張生，其又學于倪寬弟子，而倪寬之學源于歐陽生。這說明大夏侯之學同時融入張生、歐陽生兩種學說。但對于大夏侯影響最大的還不是這兩種思想，而是夏侯始昌的陰陽災異思想?！稘h書·夏侯始昌傳》曰：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jīng)，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于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1](P4871)
夏侯始昌在董仲舒、韓嬰之后，得到漢武帝的重用。之所以如此，與其精通陰陽災異有關(guān)。董仲舒借助《春秋》而明災異，而夏侯始昌則以《齊詩》《尚書》言之。夏侯勝繼承了他的陰陽災異思想?！稘h書·夏侯勝傳》曰：
夏侯勝，字長公。……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說災異。后事蕳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征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shù)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祅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范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jīng)術(shù)士。[1](P4871—4872)
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學《尚書》和《洪范五行傳》，其學亦以說災異為主。從其根據(jù)《洪范》推斷天久陰不雨是臣下謀上的征兆來看，其說災異是從《尚書》而來。具體來說，就是《洪范五行傳》。
那么《洪范五行傳》到底是伏生本來所傳，還是夏侯始昌自己改師法而作。對此歷來大體有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洪范五行傳》是《尚書大傳》中的一篇，既然《尚書大傳》是伏生所作，那么《洪范五行傳》也應是伏生所作?！稘h書》對于《尚書大傳》并未明確記載，僅在“《尚書古文經(jīng)》四十六卷”下說“《經(jīng)》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經(jīng)》顯然是指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尚書》。“《傳》”并未注明作者。最早認為《尚書大傳》是伏生所作的是鄭玄。宋王應麟曰：
《中興書目》：按鄭康成序云：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聲猶有訛誤，先后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生終后，數(shù)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jīng)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2](P708)
可以看出，鄭玄在其所作《尚書大傳序》中認為《尚書大傳》乃是伏生弟子張生、歐陽生根據(jù)師說所作而成，其反映了伏生的思想?！逗榉段逍袀鳌肥恰渡袝髠鳌分械囊黄?，因此《洪范五行傳》也被認為是伏生所作，如《宋書·五行志》曰：“伏生創(chuàng)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晉書·五行志》曰：“宓（伏）生創(chuàng)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征備矣。”孔穎達《尚書正義》曰：“《五行傳》，伏生之書也。”其后如王鳴盛、王謨、陳壽祺、王先謙、皮錫瑞等學者大多支持此說，其在當代仍居于主流地位。[3](P30—31)
另一種看法認為《洪范五行傳》的作者是夏侯始昌。清代趙翼曰：
《漢書·藝文志》有劉向《五行傳》十一卷，是以言《五行傳》者，皆以為劉向所作。然《漢書·五行志》先引“經(jīng)曰”，則《洪范》本文也。次引“傳曰”，顏師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觀夏侯勝引《洪范五行傳》以對張安世，則武帝末已有是書，不自劉向始也。漢代言陰陽災異者，惟眭孟與勝同時，其余京房、翼奉、劉向、谷永、李尋、解光等，皆在勝后，則勝所引必非諸人所作也。在勝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陰陽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無推演五行之處。至《尚書》雖自景帝時伏生所傳，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災異，其弟子作《尚書大傳》，亦無五行之說。惟夏侯始昌以《尚書》教授，明于陰陽，先言柏梁臺災日，至期果驗。自董仲舒、韓嬰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則勝所引《洪范五行傳》，蓋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劉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4](P40)
趙氏從西漢經(jīng)學及尚書學的發(fā)展與特點，認為《洪范五行傳》是夏侯始昌所作。從趙氏的論述來看，其主要批評《洪范五行傳》作于劉向的看法。劉向作有《洪范五行傳記》，與《洪范五行傳》并非一書，可以不論。在趙氏看來，夏侯勝之前，西漢經(jīng)學講陰陽災異的有董仲舒、夏侯始昌，而董仲舒陰陽思想出自《春秋》，與《尚書》五行屬于不同系統(tǒng)。西漢《尚書》的祖師伏生及其弟子亦未見五行災異思想，至夏侯始昌始以陰陽災異思想解說《尚書》，因此，《洪范五行傳》當為夏侯始昌所作。
民國學者繆鳳林對于《洪范五行傳》出于夏侯始昌說作了詳細深入的論證，他說：
按《洪范五行傳》自鄭康成以下，皆謂出于伏生。今考之，殆出于夏侯始昌。漢儒之以術(shù)數(shù)解經(jīng)義言災異，自董仲舒始，其前則言《易》如田何、丁寬，言《詩》如申公、轅固，言禮如高堂生、徐生，子長、孟堅皆無一語及其言災異。伏生與弟子張生、歐陽生，時代皆在仲舒前。一也?！稌?middot;洪范正義》引伏《傳》五行之解釋，以五行為生民日用所必須，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與附會災異者迥異。二也。漢人稱引《五行傳》，始夏侯勝。本傳稱“勝從始昌受《尚書》及《洪范五行傳》”。《五行志》又謂“孝武時，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據(jù)《儒林傳》，始昌受《尚書》族叔夏侯都尉。都尉受自伏生弟子張生，張生時既無此傳，都尉史亦惟言其傳《書》，則首為《五行傳》者，舍始昌莫屬，故孟堅《眭弘等傳贊》言漢興推陰陽言災異，以仲舒與始昌并舉。三也。西京《五行傳》單篇別行，與書《傳》不相混合，學者研習，多有專門名家。治《尚書》者，如歐陽氏與小夏侯學，反皆不傳?！段逍袀鳌芬幻洞髠鳌?。（《漢書·劉向傳》贊云，劉氏《洪范論》發(fā)明《大傳》，此《大傳》指《五行傳》）而《書傳》則僅稱曰《傳》。（《漢志》傳四十一篇是）以《書傳》名《大傳》，始于鄭君，疑鄭君詮次《書傳》時加入《五行傳》，遂以其名名全書。四也。[5]
與趙氏相似，繆氏亦從西漢經(jīng)學的傳承及特點推斷《洪范五行傳》乃夏侯始昌所作。在他看來，西漢經(jīng)學自董仲舒始才以陰陽災異解經(jīng)，伏生及其弟子在此之前，尚未沾染此種風氣，這一點從《尚書大傳》對于五行的解釋可知。從西漢尚書學傳承來看，《五行傳》之名始見于夏侯始昌，此前未見此名。再者《洪范五行傳》在當時與《尚書傳》分別流行，二者并不相同，至鄭玄始把《洪范五行傳》加入《尚書傳》。因此，《洪范五行傳》乃夏侯始昌所作。隨后繆氏在《〈洪范五行傳〉出伏生辨》一文中對此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闡發(fā)，但具體論述仍然不出上述四點?？娛纤f，雖然不盡完全正確，如《洪范五行傳》是否稱作《大傳》，但大體來說其推斷還是符合當時尚書學發(fā)展特點的。徐復觀也認為《洪范五行傳》為夏侯始昌自造。其說：“《洪范五行傳》乃出于夏侯始昌，為他這一系統(tǒng)的《尚書》家所傳承。夏侯始昌為張生的再傳弟子，為伏生的三傳弟子。他的《洪范五行傳》，為張生及夏侯都尉所未聞，為歐陽生系統(tǒng)的《尚書》家所不習，更何能推及伏生？”[6](P97)可以看出，徐氏推論并未超出趙、繆二人所說。
從上可知，無論是伏生說還是夏侯始昌說，都沒有十分可靠的證據(jù)。伏生說的不足在于把《尚書大傳》與《洪范五行傳》捆綁起來。從現(xiàn)有材料來看，《尚書大傳》是否包含《洪范五行傳》并無證據(jù)。因為現(xiàn)存《尚書大傳》中，本來就包含解釋《洪范》的“傳”，不應再有一篇《洪范五行傳》。從思想內(nèi)容來看，除了《洪范五行傳》外，《尚書大傳》其他各篇并未包含陰陽災異思想。史書也沒有伏生及其弟子言陰陽災異的記載。因此把《洪范五行傳》當作《尚書大傳》中的一篇是有問題的。根據(jù)前面所說，史書明確記載以陰陽五行解說《尚書》的學者是夏侯始昌。從其“明于陰陽”“善推《五行傳》”以及其弟子夏侯勝所引《洪范傳》來看，夏侯始昌無疑是西漢以陰陽五行思想解說《尚書》的代表人物。因此，從這一點來看，《洪范五行傳》作于夏侯始昌的說法更加符合西漢經(jīng)學及尚書學發(fā)展的特點。
二、《洪范五行傳》的思想
趙翼說董仲舒陰陽思想本于《春秋》是正確的，但其說董仲舒《春秋繁露》“初無推演五行之處”則是錯誤的。董仲舒的思想雖然基于“陰陽”，但對“五行”并不排斥。在現(xiàn)存《春秋繁露》中，從篇名上看，涉及“五行”的就有《五行對》《五行之義》《五行相勝》《五行相生》《五行逆順》《治水五行》《治亂五行》《五行變救》《五行五事》等，雖然臺灣和日本有些學者對于“五行”諸篇是否董仲舒所作多有懷疑，但他們并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jù)。[7] (P177—179、264—276)從這些篇的內(nèi)容來看，既有五行相勝說，也有五行相生說。董仲舒還把五行與災異結(jié)合起來，如《春秋繁露·五行順逆》曰：
木者春，生之性，農(nóng)之本也。……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治，事多發(fā)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民病疥搔，溫體，足胻痛。咎及于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輪多傷敗。……
火者夏，成長，本朝也。……如人君惑于讒邪，內(nèi)離骨肉，外疏忠臣，至殺世子，誅殺不辜，逐忠臣，以妾為妻，棄法令，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災。……
土者夏中，成熟百種，君之官。……如人君好淫佚，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為臺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于土，則五谷不成。……
金者秋，殺氣之始也。……如人君好戰(zhàn)，侵陵諸侯，貪城邑之賂，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鼽塞。咎及于金，則鑄化凝滯，凍堅不成。……
水者冬，藏至陰也。……如人君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執(zhí)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痿痺，孔竅不通。咎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8](P371—381)
在董仲舒看來，五行各有其時令及要求，當某種五行主事時，君主要按照其要求行事，否則，就會出現(xiàn)相應的災異。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后來被《洪范五行傳》所吸收。在《漢書·五行志》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思想：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jié)，奪民農(nóng)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治宮室，飾臺榭，內(nèi)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好戰(zhàn)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1](P1903—1933)
有學者通過對比，認為“《洪范五行傳》涉及的事項基本都能在《五行順逆》中找到。兩者文字有出入，但事項與五行的配對一一吻合，說明存在承襲關(guān)系。”[9](P75)《漢書·五行志》曰：“漢興，承秦滅學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后，劉向治《穀梁春秋》，數(shù)其禍福，傳以《洪范》，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別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傅《春秋》，著于篇。” [1](P1901—1902)班固《五行志》雖然根據(jù)《洪范》“五行”的分類進行編排，但其目的卻是為了“傅《春秋》”。西漢經(jīng)學性質(zhì)是由董仲舒奠立的，夏侯始昌的生活年代較董仲舒略后，而且史書也說“自董仲舒、韓嬰死后，武帝得始昌，甚重之。”這說明夏侯始昌受到董仲舒的影響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把五行與災異結(jié)合起來，《洪范五行傳》的災異思想還包含“五事”和“皇極”部分。對于“五事”與災異的結(jié)合，《洪范五行傳》曰：
一曰貌。貌之不恭，是為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于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
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
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荼，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
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
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圣，厥咎霿，厥罰常風，厥極兇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10](P63—65)
這是在《洪范》“五事”的基礎上，把包含《洪范》“咎征”“庶征”“六極”等災異分別與“五事”結(jié)合起來。從《五行志》對于“五事”的災異內(nèi)容作了詳細的解釋和舉例來看，我們可以知道“五事”災異相配的背后邏輯是在“五行”要求下編排的，如五色的對應。其實在董仲舒思想中，“五事”就已經(jīng)開始與災異結(jié)合起來了，如《春秋繁露·五行五事》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也，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也，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陰徵也，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者，水氣也，其音羽也，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也。故應之以雷。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何謂也？夫五事者，人之所受命于天也，而王者所修而治民也。故王者為民，治則不可以不明，準繩不可以不正。” [8](P387—390)盡管在董仲舒思想中“五事”與災異相配還遠沒有《洪范五行傳》復雜，但基本框架已經(jīng)建立起來。
從上可知，《洪范五行傳》的“五行”順序按照相勝說排列的。但在解釋災異的時候，又采取了一種交相勝的思想，如“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等，只有“土”例外，是“木金水火沴土”。這應該與《尚書·洪范》的“五行”關(guān)系有關(guān)。《洪范》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這種“五行”關(guān)系既非相生說，也非相勝說。李學勤認為，這里的五行次序與數(shù)說方向的習慣有關(guān)。其說：“西周人數(shù)方向可說東、南、西、北，也可說東、西、南、北，如《詩·文王有聲》：‘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洪范》數(shù)五行，就是這樣交叉數(shù)的。” [11] (P283—284)如果是東、西、南、北，那么《洪范》“五行”正是一種方位相對關(guān)系，這樣就是形成一種木金、水火相對克制的情形。而“土”居中央，故其他四行皆克之。
對于“皇極”與災異的結(jié)合，《洪范五行傳》曰：
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疴，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10](P67—69)
與《洪范》、董仲舒不同，《洪范五行傳》把“皇極”與“五事”放在一起，認為如果達不到它的要求，也會有相應的災異出現(xiàn)。除了“弱”與《洪范》“六極”對應外，其余相配災異不知其根據(jù)如何。其中“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應與《洪范》“五紀”有關(guān)。
《洪范五行傳》的陰陽五行系統(tǒng)實際上以“六”為準。《洪范五行傳》曰：“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而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御，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代既侵，六極其下。”[10](P62—63)所謂“六沴”即指“五事”和“皇極”所帶來的災異，如“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日月亂行、星辰逆行”之類。在《洪范五行傳》看來，如果出現(xiàn)“六沴”，需要通過“共御”的方式來進行救治，這樣就會降臨《洪范》所說的“五福”；否則，則會出現(xiàn)《洪范》所說的“六極”。“共御”，鄭玄注：“共讀曰恭。御，止也。”顏師古注：“共讀曰恭。御讀曰禦。言恭己以禦災也。”由此可以知道，“共御”就是通過恭敬的方式消除災異。這種方式就是其所說的祭祀之禮。《洪范五行傳》曰：
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聰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御貌于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御言于訖眾，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御視于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御聽于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御思心于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御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潔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于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10](P69—74)
這把“五事”與“皇級”分別與一年的月份相配，每種各主兩月。“六沴”的發(fā)生在不同的時期對應不同的人，如年、月、日的前段對應的是后王，中段對應的是公卿，末段對應的則是民眾。日月二辰分別主事，其對應的爵位則依次受之。鄭玄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星辰莫同”，“莫”通“暮”，意思是說星辰夜間的變化與白天相同。“離逢非沴，維鮮之功”是說日月星辰之變是憂見之象，五行不能對其加以干涉，因此通過人為的方式很少能對其起作用。下面分別對“六沴”的“共御”方式作了論述，即在所主之月，以“六沴”之禮三次祭之即可。
在董仲舒看來，君主行事要符合五行要求，否則就會出現(xiàn)災異。如果出現(xiàn)災異，君主應該通過修德以消除災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 [8](P385)（《春秋繁露·五行變救》）通過上面論述可知，《洪范五行傳》的救治方式比董仲舒要復雜得多、詳細得多。不過二者在思維方式上都是類似的，即可以通過人為的方式來消除災異。
從上可知，《尚書·洪范》的陰陽五行思想基礎在于“五行”，這與董仲舒以“陰陽”為基礎的春秋學雖然不同，但其受到董仲舒的影響顯然是無疑的。而且《洪范五行傳》“皇極”部分把“恒陰”加入進來與“五事”“庶征”對應起來，就可能是受到陰陽思想影響的結(jié)果，因為其可與“庶征”中的“恒陽”相對應。
三、《洪范五行傳》對漢代經(jīng)學的影響
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傳》把陰陽五行思想融入到《尚書》系統(tǒng)中對西漢的尚書學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除了前面夏侯勝所引《洪范傳》應對張安世外，夏侯勝的后學許商、孔光皆能反映這種影響。許商撰《五行論》，其應是發(fā)揮《洪范五行傳》的著作?？坠庖啾居凇逗榉段逍袀鳌氛劄漠悺！稘h書·孔光傳》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強，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征薦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朓、側(cè)匿，甚則薄蝕是也。……[1](P5120)
可見孔光之談災異，完全以《尚書》為基礎。其說“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征薦臻，六極屢降?；手粯O，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等即本于《洪范五行傳》。另外劉向也曾撰《洪范五行傳論》?！稘h書·楚元王傳》曰：“向見《尚書·洪范》箕子為武王陳五行陰陽休咎之應。向乃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跡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號曰《洪范五行傳論》，奏之。” [1](P3280—3281)《漢書·藝文志》錄有《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即是此書?！稘h書•五行志中之上》曰：“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jīng)，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 [1](P1945)這樣看來，劉向的《洪范五行傳記》也受到夏侯始昌《洪范五行傳》的影響。
除了尚書學外，夏侯始昌的陰陽五行思想對于詩學、禮學也產(chǎn)生了重要影響。夏侯始昌是《齊詩》始祖轅固的弟子，其授《詩》后倉，后倉又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等人，其中以翼奉的學問最為專門。翼奉所說的“五際”“六情”等思想尤能反映《齊詩》所受陰陽五行思想之影響。后倉不但是《齊詩》的重要傳承人物，而且在西漢禮學發(fā)展過程中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西漢后期禮學的代表人物戴德、戴圣、慶普都是他的學生。因此，禮學中的陰陽五行思想應該也受到夏侯始昌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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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