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錦全,1926年生,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中山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兼任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廣東儒學研究會會長、廣東嶺南理學研究會會長、廣東朱熹學術思想研究會會長等職。多年來,從事中國哲學思想史教學和研究工作。出版?zhèn)€人專著、合著20余部,發(fā)表學術論文200多篇。與蕭萐父主編的全國高校統(tǒng)編教材《中國哲學史》獲國家教育委員會高等學校優(yōu)秀教材一等獎、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特別學術成就獎、中山大學第二屆卓越服務獎,發(fā)行10多萬冊。與方克立主持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基金“七五”“八五”重點規(guī)劃課題“現(xiàn)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領域中做出了重要貢獻。
李錦全,1926年2月9日出生于廣東省東莞縣(現(xiàn)東莞市)莞城鎮(zhèn)一個醫(yī)生家庭。1932年春天,他入縣城新民小學讀書。1937年9月,考入東莞縣立中學,其時他只有11歲多。1938年秋,日寇的鐵蹄踐踏華南,東莞縣城淪陷,他被迫停學,困居家中。他父親喜歡作舊體詩,家中藏有不少文史書籍,古典小說名著相當齊全。受這種家庭環(huán)境的熏陶,他在停學的4年中,廣泛涉獵了古典文史著作。先是讀《唐詩三百首》《詞選》《花間集》等詩詞選本,接著讀《昭明文選》中的漢魏六朝詩賦,《詩經·國風》和《楚辭》,以及傳奇劇本《桃花扇》等。同時,他還閱讀了大量古典小說?!度龂萘x》《西游記》《水滸傳》《紅樓夢》等名著自不必說,就連晚清時期的一些文學作品和各個時期的歷史演義,也涉獵甚多。歷史書籍如《史記》《資治通鑒》等,雖有一些接觸,但不如看文學書的興趣大。可以說,他年少時期的閱讀興趣,表明他是一個具有文學愛好和文學氣質的人。
1942年,他復學入讀初中二年級。在1938年到1942年這4年的停學自修期間,他學會了作舊體詩和填詞。他少年時記憶力很強。據(jù)他自己說,他現(xiàn)在能背誦的大量詩詞,都是那時候熟記下來的。他復學之時,東莞縣城仍在敵偽的統(tǒng)治下,入讀復辦的東莞一中的學生,都是留在淪陷區(qū)的孩子。淪陷區(qū)后來雖然掛起汪記國民政府的招牌,可是“亡國”的滋味仍然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后來寫過一組《莞城雜憶》詩,其中有兩首云:“心驚膽戰(zhàn)入城中,老幼無言盡鞠躬。少小應知亡國恨,神州依舊血流紅。”“少小無知作順民,胸中郁結向誰申?挑燈作伴唯書卷,閉戶關門隔路塵?!边@些詠嘆表明,他從青少年時代開始,就是一個堅定的愛國主義者、一個具有文化自覺意識的民族主義者。這種以家國情懷為表征的愛國主義精神,可謂深入骨髓,長期堅持。因此,在前些年某些人為漢奸行為和漢奸理論辯護、為帝國主義侵華行徑涂脂抹粉的時候,他旗幟鮮明地撰文批駁,展現(xiàn)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堂堂正氣和激濁揚清的大丈夫精神。
1947年7月,他從東莞中學畢業(yè)。當時從高中二年級開始文理分科,他入的是理科班,學了兩年數(shù)理化。但在報考大學時,他沒有聽從父親要他報考醫(yī)科的意見,而從興趣出發(fā),自行決定報考廣東省立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和中山大學歷史系,結果被兩校同時錄取。由于中山大學是國立大學,故他最后進了歷史系。這個人生花絮,表明他雖是一個性格溫和但具有很強自主性和獨立性的人。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李錦全先生班上不少同學參加了工作,他是繼續(xù)留校學習的三人之一。在校期間,他修讀過劉節(jié)、閻宗臨、丘陶常、陳錫祺等先生開設的課程。他的畢業(yè)論文《唐碑校釋》由岑仲勉先生指導,至今完好地保存在中山大學圖書館里。他在歷史系文物室兼任梁釗韜先生的助手,經過老師的教導和個人的努力,他掌握了歷史文獻學、考據(jù)學以至文字訓詁學等方面的基本功,為后來從事歷史研究、思想文化史研究和哲學史研究打下了寬廣堅實的基礎。
1951年7月,李錦全先生從中山大學歷史系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南文化部文物處工作。1952年被選派到北京,參加由中央文化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第一屆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除在北京上課外,還到大同、云岡、洛陽、鄭州等地實習。通過眾多名師的指點、現(xiàn)場直觀教學與實踐鍛煉,他學到了不少具體知識。1953年,他在長沙住了8個多月,做了大量古墓葬的發(fā)掘工作。他參加了出土有戰(zhàn)國竹簡的仰天湖35號墓的清理工作,并為此賦詩云:“仰天湖上出奇珍,竹簡千秋尚未聞。誰識此中文字意,墓中寶物日常新?!彼髞黼m然沒有繼續(xù)做考古工作,但經過這段時間的專業(yè)學習和實際操作,加深了對我國古代社會歷史文化的認識,這對他日后的研究工作有相當大的幫助。
1954年,國家調整行政體制,撤銷了各大行政區(qū),李錦全先生于當年10月回到母校中山大學歷史系工作。他先是從事中國古代史領域的研究工作,當了一年多的助教,1956年升任講師。其時,歷史系成立中國思想史教研組,他開始以古代思想史為研究方向。1960年,中山大學復辦哲學系,他和中國思想史教研組隨同楊榮國先生轉到哲學系,直到2000年退休。
“文化大革命”前,李錦全先生在中山大學歷史系、哲學系工作了11年多。在此期間,他講授過中國古代史、中國哲學史專業(yè)基礎課和中國古代思想史專門化課程。在楊榮國先生指導下,他和陳玉森、吳熙釗合寫出《簡明中國思想史》。1962年該書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在當時產生了良好的社會影響。那段時間,由于經常要下鄉(xiāng)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耗費了不少時間,但他仍從事科研工作,并關注學術問題的討論。如針對古史辨派的疑古論、曹操的歷史評價、地主階級的“讓步政策”、中國思想史上的“天人關系”、董仲舒的自然觀、陳白沙哲學的性質等問題,他都發(fā)表過文章,闡發(fā)自己的見解。至于“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搞的所謂“批林批孔”“評法批儒”之類的把戲,雖然迫于當時的局勢,他也和當時絕大多數(shù)的知識分子一樣被卷進漩渦,但他誠懇地說,那談不上是學術研究。打倒“四人幫”后,他的學術活動才真正得以開展,學術生命才真正得以煥發(fā)。
1978年是李錦全先生在教學和科研工作上重新起步的一年。他在恢復職稱評審制度時晉升為副教授,并開始擔任中國哲學史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的教學工作,先后開出中國古代哲學史專題研究、先秦哲學原著研究、漢唐哲學原著研究、宋明清哲學原著研究、中國古代史專題研究等課程。他受教育部委托,參加主編高校《中國哲學史》教材(上、下冊,人民出版社出版,已經重印10多次,發(fā)行10余萬冊)。1983年,他晉升為教授。1986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中國哲學專業(yè)博士生導師。1984年至1989年,他擔任中山大學哲學系系主任。
李錦全先生兼任過不少社會職務。他先后擔任過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國際儒學聯(lián)合會理事、中國孔子基金會理事兼學術委員會委員、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lián)合會主席團委員、廣東哲學學會副會長、廣東歷史學會副會長、廣東省文化學會副會長、廣東無神論研究會會長、廣東儒學研究會會長、廣東朱熹學術思想研究會會長、廣東嶺南理學研究會會長、廣東康(有為)梁(啟超)研究會副會長、中山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山大學學位委員會委員,等等。
自1978年以來,李錦全先生除了參加主編大學教材《中國哲學史》外,還出版了專著《海瑞評傳》和《陶潛評傳》。海瑞和陶潛都是匡亞明主編的“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中的“傳主”,而一般中國哲學思想史都未承認他們是思想家,李先生確是用了很大的功力,將他倆寫成“另類”思想家。這兩部著作都是有獨創(chuàng)性見解的學術研究專著,現(xiàn)收入這套文集中,值得關注。他還與人合作出版著作多部,主編《中國哲學初步》,在海內外發(fā)表了300余篇學術論文,參加國際國內學術會議近百次。他積極參加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文化方面的重大學術討論,為中國哲學和中國文化的發(fā)展、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竭心盡力。
李錦全先生知識廣博,文史哲兼通,并擅長舊體詩詞的寫作,在內地(大陸)和香港、臺灣地區(qū)的學術界口碑甚佳。他發(fā)表的論文,就時間跨度而言,從先秦貫通當代,各個歷史時期的都有;就學術流派而言,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名家等,無不論及;先秦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近代新學,以至現(xiàn)代新儒學,都在他的學術視野之中,而且都有相應的論文發(fā)表。至于近年來影響廣泛而深遠的中國文化討論,特別是關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問題,他更是見解獨到,論著甚多,頗為學術界同人重視,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他是國內最早招收“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研究方向博士生、系統(tǒng)培養(yǎng)文化研究人才的學者之一。
對于中國傳統(tǒng)哲學發(fā)展的特點,李錦全先生用“矛盾融合,承傳創(chuàng)新”8個字加以概括。他認為,中國傳統(tǒng)哲學從先秦各家學派開始,便具有矛盾的兩重性。儒家學說的重要特點之一,是著意研究和解決人際關系問題,孔子的“仁”可以說就是一種人際關系學。儒學一方面在道德修養(yǎng)上平等要求不同地位的人們,提倡獨立人格精神;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政治上竭力維護等級制度,從而形成了儒家在人際關系上的兩重性思想矛盾。道家學者一方面抨擊時政,一方面要為統(tǒng)治者的長遠利益出謀劃策,也表現(xiàn)出思想上的兩重性矛盾。墨家既力主“非命”“尚力”,又宣揚“天志”,倡導“明鬼”,同樣表現(xiàn)出思想上的兩重性矛盾。法家既竭力尊君,但也主張君臣合作共事,顯然也具有兩重性的思想矛盾。
李錦全先生明確指出,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盡管彼此互相批判,但仍然有相通之處,“即表現(xiàn)為矛盾融合論”。他認為,墨家的兼愛和儒家的泛愛、博愛,前者是視人猶己,后者是推己及人,在思想實質上并無差別,只是操作程序上的差別而已,因而是可以融合的。道家猛烈批評儒、墨、法三家的學說,彼此間固然有相當?shù)乃枷刖嚯x,但其實儒、墨、法各家與道家思想之間也并非完全沒有相通之處。道家倡導無為,儒家也講無為而治——堯、舜垂拱而治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韓非也以堯、舜為君臣關系的樣板,其實也是對垂拱而治的肯定。至于反對“損不足以奉有余”,則更是為道、儒、墨、法各家所闡釋、認同。禮與法是儒法兩家思想的連接點,漢代之所以出現(xiàn)儒表法里(漢宣帝所謂“霸王道雜之”)的國策,并在其后兩千年封建社會中流傳不絕,本身就證明了儒法兩家之間沒有不可逾越的思想屏障。道家與法家之間也是如此。道法思想的結合,早在戰(zhàn)國時期便已出現(xiàn)。以道為體,以法為用,是先秦道法兩家思想的結合點??傊?,“從漢初黃老之治的道法結合,到董仲舒儒表法里的儒法互補,中國學術思想正是沿著矛盾融合的路子向前發(fā)展”。后來雖然出現(xiàn)道教、佛教,但既矛盾又融合,最終歸于融合的趨勢沒有改變。
李錦全先生認為,各家各派思想的交互融合有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從禮到法,道生法,儒表法里,道本儒末,所講多是派生或互補的關系,且多就政治層面而論,未到哲學思想深處。即使是佛教儒學化,將佛教的“五戒”與儒學的“五?!北雀?,仍然未能進入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哲理化的途徑,直到理學產生,才真正將三教思想加以融合,在承傳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基礎上,做出了某種程度的創(chuàng)新,把中國哲學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問題,李錦全先生認為,要結合當代中國的實際,實行批判繼承方針,正確分析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矛盾兩重性所帶來的社會效應。比如,儒家的親親尊尊,用于處理人際關系時,如能做到尊老愛幼、和睦親朋鄰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應當予以繼承;但儒家為親者諱、為尊者諱的思想,會助長官僚主義和人情網(wǎng)的滋生,以及特權思想、家長作風的泛濫,因而應該進行批判。儒家對道德人格高標準的要求,諸如講究正己正人、以身作則、見利思義、先憂后樂、不欺暗室等,屬于帶有人民性、進步性的傳統(tǒng),應該加以發(fā)揚;但對儒學中的偽君子、假道學,則要加以揭露和批判。
顯然,李錦全先生用“矛盾融合,承傳創(chuàng)新”8個字概括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發(fā)展歷程及其特點,是見解獨到的持平之論??梢哉f,他自改革開放以來的論著,其寫作思路、史料闡釋、理論提煉,都是“矛盾融合,承傳創(chuàng)新”這一基本理論構架的展現(xiàn)。
李錦全先生為人沉穩(wěn)厚道,淡泊名利。他做事講究實際,不圖虛名。他研究學術,始終堅持學術真理,在高揚中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同時,不趨時、不守舊,論從己出。對于學術界的前沿問題,他既積極參與,又保持價值理性。他說話寫書,平實自然,絕不故弄玄虛,更不為了炒作而制造聳人聽聞的歪論怪論。中國傳統(tǒng)哲學和思想文化發(fā)展的規(guī)律和特點是“矛盾融合,承傳創(chuàng)新”;儒家的仁學本質上是一種人際關系學;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發(fā)展進程中,不僅有儒道互補,還有儒法互補;在中國傳統(tǒng)哲學發(fā)展史上,魏晉玄學的出現(xiàn)和宋明理學的出現(xiàn),推動了中國哲學特別是儒家哲學的哲理化進程;儒學是一種吸取了宗教哲理的思想,具有宗教的特點和功能,但儒學本身并不是現(xiàn)代意義的宗教;中國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化既相適應又不相適應,關鍵在于要用現(xiàn)代化的理念去揚棄、轉化傳統(tǒng)文化的合理因素。諸如此類的見解反映出李錦全先生尊重歷史、崇尚學術真理的品質。這與這些年來某些為了出名牟利而不惜炮制各種歪論怪論、以走極端而博關注的人相比,其境界和品格不啻天壤之別!歷代正直的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這種人格境界和精神風范,在李錦全先生身上得到了傳承。
李錦全先生為人謙和,心胸開闊,善于與人合作共事。他與陳玉森教授、吳熙釗教授自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學術合作。從那時至今,我們國家經歷了種種磨難,特別是改革開放后人們的利益關系有了重大的調整,但他們真誠合作的精神和友好相處的態(tài)度始終如一,體現(xiàn)了團結向上的精神面貌。他們彼此尊重,和衷共濟,其樂融融。他們從來沒有因為現(xiàn)今不少人為之頭痛的稿費分配、署名前后、職稱晉升之類的問題而發(fā)生不愉快,也沒有因為誰的成就、名氣比自己大而不服氣。應該說,我所在的中國哲學專業(yè)博士點能夠取得可喜的成就,能夠獲得國內外同行的尊重,是與他們長期的團結奮斗分不開的,也是與李錦全教授的人格力量分不開的。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與武漢大學蕭萐父教授受教育部委托,共同主編大學教材《中國哲學史》。3年間,兩人配合默契,酬唱神州,佳話連篇。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整整10年,他與方克立教授共同主持國家“七五”“八五”重點課題“現(xiàn)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團結了全國近20所重點大學和研究院的數(shù)十名中青年研究人員一道奮斗,成果豐碩,在海內外引起廣泛關注,受到好評。在工作中,他充分尊重方克立教授對諸多具體事務的領導,大事共同商量決策,相互合作無間??梢哉f,隊伍龐大的“現(xiàn)代新儒學思潮研究”課題組之所以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影響遍及國內外,是與兩位主持人為人和為學嚴謹?shù)拇蠹绎L范分不開的。
李錦全先生十分注意教書育人,悉心培養(yǎng)年青一代,甘為人梯。他充分肯定青年思想開闊、勇于創(chuàng)新的精神,但同時也嚴肅指出其知識面窄、史料功底和理論功底都有所欠缺的弱點。但他堅信長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換舊人是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必然規(guī)律。他衷心祝愿并真誠鼓勵下一代能夠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為繁榮祖國的文化教育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他培養(yǎng)的研究生基本上都出版了自己的專著,并成長為所在單位的骨干。其中,有的學有所成,比較年輕就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有的擔任了省部級學術機構的領導,有的在國外深造??吹胶筝叺某砷L,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李錦全先生欣賞這樣一副對聯(lián):“寵辱不驚,任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似天上云卷云舒?!彼谑捜S父教授《佛教哲學簡介》的題詞中云:“欲除煩惱需無我,各有因緣莫羨人。佛性是空還是有,靈山非幻亦非真?!辈⒃谄洹端伎正S詩草》中自注道:“世事當如是觀耳?!彼洺Uf自己的人生哲學是“道法自然”。我想,這種“法自然”“無我”的哲學,并不是世俗所謂的“消極”。恰恰相反,透過這種現(xiàn)象上的反映,我們看到了一個哲人的超越。這種超越不僅是對個人榮辱、毀譽、窮通的超越,更是對自我存在的超越。由這種超越精神的引導和提升,李錦全先生真正達到了自我身心的和諧、自我與社會的和諧、自我與他人的和諧。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精神生命在李錦全先生身上得到了具體而生動的體現(xiàn)?!懊苋诤?,承傳創(chuàng)新”,他所概括的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發(fā)展歷程和特點,在他的學術生命中得到了生動的詮釋。在這里,我們感受到中國傳統(tǒng)人文精神所追求的知行合一的精神力量,領悟到“君子儒”的真諦。
李錦全先生是我的業(yè)師,我是在他教澤的滋潤下成長起來的。他對我和其他弟子寄托著殷切的希望。他引用韓愈的話——“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子”來鼓勵我們奮力前行。我們愿意努力,爭取不辜負他的厚望。
中國傳統(tǒng)哲學、傳統(tǒng)思想文化里有很多優(yōu)秀的思想精粹,最質樸而深刻的一句是“平常心是道”,而道法自然、止于至善則是很高的境界追求和人格風范。我想,已經92歲高齡卻依然精神健旺、思維敏銳的李錦全先生,就是以“平常心是道”對待人生的,就是中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道法自然、止于至善的生動體現(xiàn)。
《李錦全文集》(1-10卷)
李錦全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8.10
第一卷,主要收入李錦全教授參加研討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總體及其發(fā)展過程的文章。
第二、第三卷,主要收入對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研究的個案研討的文章。
第四卷,主要收入的是對儒、道、釋三家思想的研究論文。
第五卷,主要收錄參加研討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各種爭議問題的文章。
第六卷,收入的文章比較復雜,前半部分主要收入關于嶺南文化的定性、定位及發(fā)生發(fā)展的討論文章;后半部分主要收入關于愛國主義思想屬性及是非爭議的文章,還有一些隨感、雜感雜文,也有學術自述和學友們寫的學術評介、采訪記錄等。
第七卷,主要收入本人1938年到2015年所作的詩、詞、聯(lián)等作品。
第八卷,收入《陶潛評傳》和《現(xiàn)代思想史家楊榮國》兩部論著。
第九卷,收入《嶺海千年第一相——張九齡》和《海瑞評傳》兩部論著。
第十卷,收入《華嚴原人論》釋譯和中大歷史系文物室入藏《唐代碑刻目錄(附跋文)》。
來源:《李錦全文集》代序(有刪減) 李宗桂
本文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山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