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白虎通義》是漢代士大夫與帝王在合作過程中而達成的政治盟約與文化共識。首先，作為一部漢代帝國政治的政典，《白虎通義》的根本目的是確立帝國的政治制度、治理原則、禮樂文化的思想基礎和政治原則，突出地表現(xiàn)出帝國政治的要求。其次，作為一部儒家經(jīng)學的大典，《白虎通義》通過大量引證儒家經(jīng)典來表達士大夫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理念時，使得《白虎通義》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具有儒家經(jīng)學著作的特點，是漢代士大夫的思想表達。

關鍵詞：《白虎通義》  士大夫  君主  政典  經(jīng)典

《白虎通義》是漢代一部儒家經(jīng)典與帝國政典結合為一的重要大典。如果說，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漢代士大夫為了與帝王建立合作關系而提出的文化思考與政治建議；那么，《白虎通義》則是士大夫與帝王在合作過程中成型的文化共識與政治盟約。 

儒家經(jīng)典的原始文本產(chǎn)生于上古三代特別是西周，而作為經(jīng)典體系的成型則是在春秋戰(zhàn)國。只是到了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以后，儒家經(jīng)典才列入國家制度體系而成為王官學，進而全面進入到國家的政治法律制度而成為政典?！栋谆⑼x》是漢代的儒家經(jīng)典與帝國政典結合的政治成果和學術成果。由于儒家經(jīng)典與帝國政治的結合，既強化了儒家文化的政治功能，又增加了帝國政治的文明元素，為中華儒教文明的成型奠定了基礎。

一、《白虎通義》：政典與經(jīng)典的結合 

我們?yōu)槭裁凑f，《白虎通義》是漢代的士大夫與帝王在在合作過程中達成的文化共識與政治盟約？這一點，首先是從《白虎通義》的成書過程體現(xiàn)出來。 

自從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以后，儒家經(jīng)典就逐漸成為漢代的國家制度、法律條文、治國原則、社會道德的思想源泉、文本依據(jù)。但是一方面，儒家學者在建構經(jīng)學知識體系的時候，因經(jīng)典文本的不同、對經(jīng)典理解的不同、師承關系不同，故而對經(jīng)義的理解和解釋存在很大的分歧；另一方面，由于儒家經(jīng)學的文獻典籍過于龐大，給國家治理的實際運用帶來了困難，不利于學術化經(jīng)典向治術化政典的轉化。為了解決經(jīng)典理解的不統(tǒng)一、學術化經(jīng)學與治術化政典的相互配合等問題，漢代朝廷舉辦過兩次在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御前經(jīng)學會議，一次是西漢宣帝主政時期的石渠閣會議，一次是東漢章帝主政時期的白虎觀會議，兩次會議均產(chǎn)生了并且留下了將儒家經(jīng)典和漢代政典結合起來的相關文本?！妒h奏》就是石渠閣會議中帝王與士大夫達成的政治盟約與文化共識，《白虎通義》也是白虎觀會議中帝王與士大夫達成的的政治盟約與文化共識，由于《石渠議奏》已經(jīng)遺失，我們能夠看到的《白虎通義》就特別珍貴。 

白虎觀會議既可以說是一場由漢章帝召集各方卿大夫參加的討論制定國家政典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也可以說是皇帝出席、東漢眾多經(jīng)學名家參加的最高等級的御前經(jīng)學會議。當時白虎觀會議就留下會議記錄《白虎議奏》，后來由著名儒家學者班固作進一步整理形成現(xiàn)有的《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或《白虎通》。《白虎通義》不完全是一部國家政典，也不純粹是一部經(jīng)學學術著作，而應該說是漢代經(jīng)典和政典的結合。 

首先，《白虎通義》應該看做是一部漢代的國家政典。中國古代的“政典”就是實施國家治理、建立典章制度方面的書籍。《尚書·胤征》載：“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孔傳：“政典，夏后為政之典籍?！盵2]人們往往將天子、君主主持制定與實施的有關國家政治及其典章制度方面的書籍稱之為政典。據(jù)《后漢書·章帝本紀》的記載，漢章帝四年下詔召開的講論五經(jīng)異同的白虎觀會議，參加人員包括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等，由漢章帝“臨制親決”。可見，這一次會議的參加者主要是漢代朝廷負責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等方面顧問應對的政要和經(jīng)學領域相關文化教育官員，他們要為漢朝的政治制度、禮儀規(guī)范、意識形態(tài)、文化教育承擔責任。所以，這一次會議所討論的問題，首先是與漢朝的政治制度、國家治理、禮樂典章、法令刑律、經(jīng)典思想、宗教信仰、教育體系、宗法制度等相關的國家政典的制定確立?！栋谆⑼x》共四十四篇，其篇章分類明顯是按照國家政典所要解決的問題，而不是經(jīng)學學術的篇章分類。《白虎通義》的四十四篇包括的政典大事依次是：第一卷論爵；第二卷論號、謚、五祀；第三卷論社稷、禮樂；第四卷論封公侯、京師、五行；第五卷論三軍、誅伐、諫諍、鄉(xiāng)射；第六卷論致仕、辟雍、災變、耕桑、封禪、巡狩；第七卷論考黜、王者不臣、蓍龜、圣人、八風、商賈；第八卷論瑞贄、三正、三教、三綱六紀、情性、壽命、宗族；第九卷論姓名、天地、四時、衣裳、五刑、五經(jīng)；第十卷論嫁娶、紼冕；第十一卷論喪服、崩薨等。這四十多個政典大事的每一件又包含許多具體的問題。如第一卷論爵有十章，包括“天子為爵稱”、“制爵五等三等之異”、“天子諸侯爵稱之異”、“王者太子稱士”等十個問題。顯然，《白虎通義》作為漢章帝“臨制親決”并希望解決的是政治制度、君主施政、國家治理、社會禮儀、意識形態(tài)等重大實際政治事務，故而《白虎通義》首先是漢代的國家政典。 

其次，《白虎通義》又應該看做是漢代的重要經(jīng)典著作。儒家“五經(jīng)”作為漢代朝廷確立的經(jīng)典，本來就與三代先王的君主施政、國家治理、制禮作樂等政治事務密切相關。漢代采用的“獨尊儒術”方略，其實就是以儒家經(jīng)典為依據(jù)確立國家的典章制度、治理方法。漢章帝下詔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通過五經(jīng)經(jīng)義的經(jīng)學討論，以探討漢朝的政治制度、國家治理等相關的國家政典問題。所以，參加白虎觀會議的不僅是漢代朝廷負責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等方面顧問應對的官員政要，同時他們也是當時經(jīng)學領域的學術大家。參加白虎觀研討會議的十多位士大夫，其實均是當時學術地位甚高的經(jīng)學家。同時，考察白虎觀研討會議的學術成果《白虎通義》，這一部大典的顯著特點是大量引用儒家經(jīng)典而論證、確立漢代政典。有學者做過統(tǒng)計，《白虎通義》四十四篇，引《尚書》及傳八十四條，引《三禮》等禮類著作一百七十四條，《春秋》經(jīng)傳一百零八條，《論語》六十三條，《詩經(jīng)》類六十九條，《易》學經(jīng)傳二十三條，《論語》六十三條，《孝經(jīng)》九條，《爾雅》九條，各類緯書三十三條。[3]從《白虎通義》引證的儒家經(jīng)典，可以看出班固及其入會的經(jīng)學家們的學術旨趣、經(jīng)學思想。正如清代經(jīng)學家皮錫瑞所評價，《白虎通義》“集今學之大成”。[4]可見，《白虎通義》是兩漢今文經(jīng)學的集大成著作，集中體現(xiàn)了兩漢今文經(jīng)學的學術思想。 

將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與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做一比較，也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視角。因為這兩本書有許多共同點：它們均是漢代士大夫在與君主在合作過程中而達成的文化共識，既表達了士大夫的政治思想、政治訴求，也體現(xiàn)出君主向往的國泰民安和長遠的政治利益；它們既是漢代士大夫的今文經(jīng)學代表著作，又在政治史上有重要政治影響。而且，《白虎通義》與《春秋繁露》的許多思想、學術觀點完全一致，東漢班固的《白虎通義》學習、繼承了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思想觀點，這包括王道三綱來源于天、災異譴告說、性情陰陽說等等。 

但是，《白虎通義》與《春秋繁露》又是兩部不一樣的典籍，它們從形式到內容均有一些區(qū)別。 

其一，《白虎通義》與《春秋繁露》在著作形式上有重要區(qū)別。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儒家學者個人的經(jīng)學著作，作者董仲舒是一位經(jīng)學大師，漢景帝時代的經(jīng)學博士，終生潛心研究《春秋》公羊學。根據(jù)《漢書·董仲舒?zhèn)鳌返挠涊d，董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shù)十篇，十余萬言”，后人將他的著作編成文集，初名《董子春秋》，后將其首篇《藩露》列入書名，遂成董子《春秋繁露》?！洞呵锓甭丁房梢哉f是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為主、兼及其他的政治化經(jīng)學的專著，也是他的經(jīng)學代表著作。董子的《春秋繁露》的最大特點，就是從儒家經(jīng)典中引申出經(jīng)世致用的原則和方法，為漢代朝廷建構出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經(jīng)世大法的政典。而《白虎通義》則是由漢章帝召集漢代朝廷負責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等方面的政要和文化教育的官員參加的一次國家政典的協(xié)商、討論大會，漢章帝本人“臨制親決”?？梢?，如果說《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學中引申、建構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經(jīng)世大法的話，《白虎通義》則是君主主持、士大夫參與制定的國家治理、典章制度方面的政典。只是為了確立這些國家典章、禮樂制度、經(jīng)世大法的歷史合理性，故而大量引用儒家經(jīng)典來論證這些政典。所以，《春秋繁露》是從儒家經(jīng)典中引申出國家典章制度、經(jīng)世大法的政典，而《白虎通義》的特點是由國家典章制度、經(jīng)世大法的政典溯源經(jīng)典。 

其二，《白虎通義》與《春秋繁露》在內容方面亦有區(qū)別。盡管《白虎通義》與《春秋繁露》均是漢代士大夫與君主在合作過程中達成的政治盟約與文化共識，但是它們在表達士大夫與君主的話語體系、價值立場還是有一些差別的?！洞呵锓甭丁肥嵌偈娴摹洞呵铩饭驅W為主的經(jīng)學代表著作，主要表達儒家士大夫在與君主合作時的話語體系、價值立場。所以，《春秋繁露》雖然體現(xiàn)出士大夫與君主合作時政治妥協(xié)態(tài)度，但是仍然充分體現(xiàn)、強調了士人的德治思想和民本精神。而《白虎通義》作為漢代王朝的政典，是漢章帝召集漢代士大夫參加、但是由漢章帝本人“臨制親決”的一次首先有關國家政典的協(xié)商、討論大會，必然會體現(xiàn)出君主在兼容儒家士大夫思想時的強勢態(tài)度。譬如，《春秋繁露》雖然在與君主合作時充分肯定君主的政治權力，將他們稱之為“天子”，但是卻不會稱之為“圣人”。但是，《白虎通義》作為漢章帝召集并“臨制親決”的漢朝的政典，卻在卷七《圣人》章專門探討“何以知帝王圣人也？”[5]雖然《白虎通義》主要引《論語》、《周易》，論證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帝王為“圣人”，但是其目的十分明顯，就是為當朝的帝王是圣人提供歷史和理論依據(jù)。

二、《白虎通義》：帝國政治的政典 

《白虎通義》是漢代士大夫與帝王在合作過程中而達成的政治盟約與文化共識，它首先突出地表現(xiàn)出帝國政治的要求，故而可以說是一部漢代帝國政治的政典。作為帝國政治的政典，它的根本目的是確立帝國的政治制度、治理原則、禮樂文化等基本制度和重大原則。 

《白虎通義》作為帝國政治的政典，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必須首先確立帝王在國家的至高無上政治權力。

作為漢朝國家憲章的《白虎通義》，在卷一、卷二的最重要位置，通過對爵、號、謚的規(guī)定，首先確立了以帝王權力為核心以至高無上政治權力?！栋谆⑼x》在卷一《爵》章規(guī)定：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钡弁踔掠袃?yōu)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渡袝吩唬骸疤熳幼髅窀改?，以為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也？以法天下也?！吨泻颉吩唬骸疤熳映挤艅住！薄稌ひ萜吩唬骸柏收滋熳泳??！焙我匝曰室喾Q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6] 

《白虎通義》在卷二《號》章規(guī)定：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yōu)劣也?！抖Y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钡壅咛焯枺跽呶逍兄Q也?；收?，何謂也？亦號也?；?，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躲^命決》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伯騖?！碧栔疄榛收?，煌煌人莫違也。[7] 

《白虎通義》在卷二《謚》章規(guī)定： 

天子崩，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8] 

《白虎通義》關于天子、帝王的一切爵、號、謚的規(guī)定，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在政治制度、思想觀念、治理活動中確立帝王的至高無上政治權力。這一些所謂的爵、號、謚，包括天子、帝、皇、王等，均是為了“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宰鹜跽咭?。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9] 

其二，必須進一步確立三綱六紀的社會政治秩序。 

帝王雖然是天子，代表“天”實施對天下的統(tǒng)治和治理，但是天子不可能一個人統(tǒng)治天下，他需要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等諸多士大夫一道實施、完成對天下的治理?！栋谆⑼x》強調，君王立三公、九卿等以治理天下，既是帝王的政治安排，也是對天意的順從?！栋谆⑼x》卷四《封公侯》載：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圣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為天地人之職，故分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于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10] 

君主除了需要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來實施對天下的治理外，根據(jù)家國同構的原理，在家庭、家族中，是由父、夫實施對家庭、家族治理。這樣，《白虎通義》卷八《三綱六紀》中，確立三綱六紀的社會政治秩序：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庇衷唬骸熬粗T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wǎng)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為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者，為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為己助也。[11] 

《白虎通義》所確立的三綱六紀秩序，既是君主政治主導下的人倫秩序，同樣是效法天道的宇宙秩序。 

其三，確立漢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王霸并用。 

《白虎通義》作為君主政治的政典，必須確立國家治理的重大原則和方法。《白虎通義》在討論上古先王的名號時，特別是通過對三王、五霸名號的文化意義詮釋，肯定了漢代國家治理的基本方法和手段是王道和霸道并用?！栋谆⑼x》這樣解釋“三王”之王道： 

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為王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為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子之大禮，號以自別于前，所以表著己之功業(yè)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巳著，欲顯揚己于天下也。己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己之功業(yè)，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于前也。[12] 

《白虎通義》又這樣解釋“五霸”之霸道： 

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于殷者也；齊桓、晉文，霸于周者也?；蛟唬何灏裕^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廬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圣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脅諸侯，把持其政?！墩撜Z》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庇谑侵獣x文之霸也?！渡袝吩弧鞍钪畼s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于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13] 

《白虎通義》通過對先秦時期的“三王”、“五霸”的詮釋，為漢代國家治理確立了王道和霸道并用的治理原則。所以，在《白虎通義》的政典中，既貫穿了王道政治“以德治國”治理原則和“以德服人”治理方法，同時也貫穿了霸道政治“以刑治國”的治理原則和“以力制人”的治理方法。

因下一節(jié)會重點討論漢代推崇的王道政治、以德治國，這里主要講講漢代君主政治同樣推崇的 “以刑治國”和“以力制人”的霸道政治?！栋谆⑼x》卷五論述《誅伐》時說：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干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爾？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也?！薄渡袝吩唬骸八岭拚Q以爾東征。”誅弟也。 

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眾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干弱枝，尊天子，卑諸侯也?！墩撜Z》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鄙蠠o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論語》曰：“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諸侯之子，篡弒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弒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庇衷唬骸安淌雷影鄰s其君，楚子誅之?！盵14] 

《白虎通義》卷九論述《五刑》時說：

圣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茥l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眾，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脫其臏也。宮者，女子淫，執(zhí)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

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于士。故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之幣，不得服。刑不上大夫者，據(jù)禮無大夫刑。[15]

這就是漢代君主政治同樣推崇的“以刑治國”和“以力制人”的霸道政治。由此可見，《白虎通義》作為漢代君主政治的政典，確立了君主政治的國家治理一定是王道和霸道并用的原則。                                                                 

三、《白虎通義》：士大夫思想的經(jīng)典

《白虎通義》作為儒家士大夫與帝王合作而達成的政治盟約與國家政典，表達的不僅僅是帝王的政治訴求，同樣也表達了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我們應該看到，《白虎通義》作為漢代士大夫與君主合作而達成的文化共識，它不僅是按照漢代帝王要求制定的漢王朝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同時也是漢代士大夫有關兩漢今文經(jīng)學集大成的學術著作和思想形態(tài)。

如果說，《白虎通義》作為漢代士大夫與帝王合作而達成的政治盟約，其政治利益、政治視角必須首先確立以帝王為首的帝國政治立場的話，漢代士大夫與帝王之間能夠達成文化共識，則是因為他們確立了以士大夫為主體的文化理念、思想形態(tài)。東漢時期這些杰出的士大夫如此集中地參與了白虎觀會議并制定了《白虎通義》，這些士大夫群體就是希望說服君主，能夠接受儒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理念。因此，《白虎通義》通過大量引證儒家經(jīng)典來表達士大夫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理念時，使得《白虎通義》在內容和形式上均具有儒家經(jīng)學著作的特點，是漢代士大夫的思想表達。

《白虎通義》作為士大夫的政治訴求與思想表達，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漢代士大夫在《白虎通義》中確立了儒家經(jīng)典的神圣地位。儒家思想是通過整理、詮釋上古先王留下的經(jīng)典而建構起來的，漢代儒家士大夫希望在具有政典地位的《白虎通義》中確立儒家思想的主導作用，就必須確立儒家“五經(jīng)”的思想地位。所以，《白虎通義》卷八專列《五經(jīng)》一章，以確立“五經(jīng)”的地位和價值：

經(jīng)所以有五何？經(jīng)，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jīng)》?！稑贰啡?、《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五經(jīng)》何謂？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經(jīng)·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16]

《白虎通義》確立“五經(jīng)”的崇高地位，是為了強調以“五經(jīng)”的“五常之道”完全能夠解決現(xiàn)實政治的“綱散紀亂，五教廢壞”問題。《白虎通義》對孔子定“五經(jīng)”的政治意義作了充分肯定：“孔子所以定《五經(jīng)》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遲，禮樂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盵17]《白虎通義》確立了儒家經(jīng)典在漢代國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明確了儒家經(jīng)典對漢代政典的指導關系，與此同時，《白虎通義》也突顯了掌握儒家經(jīng)學話語權的士大夫的重要地位。

所以，《白虎通義》不僅僅是漢章帝主持制定的政典，由于這一部政典的依據(jù)全部來源于儒家經(jīng)典，故而它又是一部依托經(jīng)典的政典。《白虎通義》確立的全部政典大事，包括爵、號、謚、五祀、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三軍、誅伐、諫諍、致仕、辟雍、災變、封禪、巡狩、考黜、王者不臣三綱六紀、五刑、五經(jīng)、崩薨等，它們得以確立、規(guī)范的思想基礎、歷史依據(jù)全部來源于儒家經(jīng)典。漢代士大夫就是通過引用“五經(jīng)”的經(jīng)傳以及《論語》、《孝經(jīng)》等漢儒遵崇的儒家經(jīng)典，來確立漢代政治制度、國家治理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由于政典和經(jīng)典完全合為一體，儒家士大夫可以將他們的政治理念、文化思想融入到《白虎通義》的政典中去。

其次，漢代士大夫在《白虎通義》中確立了以儒家禮樂為中心的政治文明、治理方法。儒家創(chuàng)始人孔子繼承、發(fā)展了西周禮樂文明，倡導建立一個合乎禮樂文明的政治秩序、治理方法?！栋谆⑼x》卷三專設《禮樂》章，從政治秩序的目的、國家治理的功效方面，確立了禮樂的重要性：

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為言履也?？陕嫩`而行。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jié)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jié)其侈靡也。故《孝經(jīng)》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薄Y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揖讓則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薄爸t謙君子，利涉大川?！币再F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為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道也。[18]

《白虎通義》所講的禮治秩序就是“三綱六紀”的政治社會秩序，維護這一種 “禮樂”秩序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其實，整個《白虎通義》作為一部國家政典，涉及到爵、號、謚、五祀、社稷、禮樂、封公侯、京師、五行、三軍、鄉(xiāng)射、致仕、辟雍、封禪等等，幾乎無不是儒家禮樂文明、禮治秩序的體現(xiàn)。

其三，漢代士大夫在《白虎通義》中確立了以儒家為政以德、以民為本、限制君權的政治理念。漢代儒家思想源于先秦原始儒家，原始儒家學者目睹諸侯爭霸、民生涂炭的嚴峻現(xiàn)實，為限制君權、反對暴政，故而系統(tǒng)地提出了為政以德、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漢代儒家士大夫在與君主的政治合作過程中，雖然認同“三綱六紀”的政治社會秩序，但是對君主濫用政治權力一直非常警惕，主張限制君主、大臣的各種政治權力。所以，《白虎通義》中體現(xiàn)出儒家士大夫倡導的為政以德、以民為本的政治理念，它十分巧妙地將君主、大臣擁有的政治權力、社會榮譽與相應的政治責任、道德義務統(tǒng)一起來。《白虎通義》對“爵”、“號”“謚”包含的政治權力、社會榮譽均做出了相應的政治責任、道德義務的規(guī)定，如卷一對五等爵位的政治責任、道德義務做出了規(guī)定：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敝^公侯伯子男也。此據(jù)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洞呵飩鳌吩唬骸疤熳尤Q公，王者之后稱公，其余大國稱侯，小者稱伯子男也?！薄锻踔啤吩唬骸肮钐锓桨倮?，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盵19]

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也，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者也。[20]

《白虎通義》卷二《號》章對五帝三王的名號也作出政治責任、道德義務的解釋與規(guī)定：

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為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shù)乐娭泻椭疄橐?。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為子，成于天下，無為立號也?；蛟唬禾?、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論語》曰：“唐、虞之際?！钡蹏坑刑煜拢柛咝?。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下，號曰有熊。有熊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者，道德大信也。[21] 

《白虎通義》中《謚》一章也對帝王作出政治責任、道德義務的引導： 

謚，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jié)也?！滥酥u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毖匀诵薪K始不能若一，故據(jù)其終始，后可知也。[22]  

從帝王政治確立政典的需要出發(fā)，《白虎通義》關于“爵”、“號”“謚”規(guī)定包含著對帝王的政治權力、政治榮譽的規(guī)定，是對君主權力的肯定；但是從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出發(fā)，關于“爵”、“號”“謚”規(guī)定則包含著對帝王的政治責任、道德義務的規(guī)定，是對君主權力的限制。

《白虎通義》不僅僅是通過名號包含的政治責任、道德義務來限制君權，儒家士大夫還要通過朝議、進諫的政治制度設計，來實現(xiàn)為政以德、以民為本的思想理念和政治目的?！栋谆⑼x》為了限制君權，對漢代朝廷的朝議、進諫等政治制度及其意義做了進一步的闡發(fā)。在《白虎通義》卷三《諫諍》章記載：“天子置左輔、右弼、前疑、后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剌不法。右弼主糾，糾周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jīng)。后承主匡正常，考變失，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于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群賢也?！盵23]天子建三公、序四諍的目的，就是要將天子置于士大夫群體的政治限制之中，以保證無道的君主也能夠做到重民而不失天下，即所謂“明王所以立諫諍者，皆為重民而求已失也?！敝G諍的政治制度設計，一方面要求天子應該接受士大夫的諫諍，不能夠以言放逐臣子：“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24]另一方面，士大夫必須承擔諫君之義：“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25]“必三諫者何？以為得君臣之義。必待放于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盵26]《白虎通義》在《諫諍》章中還認為：“諸侯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盵27]

為了更加有力的限制君權，使君主能夠自覺承擔政治責任、道德義務，漢代士大夫特別強調“天”通過災變而對君主發(fā)出“譴告”，間接以“天”的宗教性權威來限制君權?！栋谆⑼x》卷四《災變》一章說：“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28]與此同時，“天”還會通過“符瑞”來表彰有德、重民的君王，《白虎通義》說：“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天統(tǒng)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并臻，皆應德而至?！盵29]應該說，“天”的意志其實就是表達儒家士大夫的政治理念、文化思想，士大夫無非是希望嚴格要求帝王，讓他們能夠按照儒家的為政以德、以民為本的政治思想與文化理念去要求自己，成為合乎儒家道德理想的君王?！栋谆⑼x》強調“天”崇高權威，通過災變而對悖德的君主發(fā)出“譴告”、通過符瑞而對有德的君主作出表彰，其實是表達士大夫的文化思想與政治要求。

最后要特別說明，民本、德治思想雖然源于西周，早期儒家將西周的民本、德治思想作了進一步發(fā)展，但是二者的區(qū)別還是明顯的。西周的民本、德治思想是君王對政治后果的恐懼、當心，故而提出“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30]而早期儒家的民本思想，則是從國家共同體的和諧、君主權力的合法性的思想高度來闡發(fā)民本思想?！栋谆⑼x》作為漢代國家政典，在有關國家制度、政治治理的不同方面，均貫穿著民本思想。顯然，《白虎通義》的民本思想，不局限于統(tǒng)治者對政治后果的恐懼、當心，而更加強調儒家士大夫關于政治共同體和諧與權力合法性的思想。《白虎通義》繼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故而特別強調設官為治的民本意義，提出：“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盵31]與此同時，《白虎通義》的民本思想也體現(xiàn)在對諸侯的考核上：“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32]《白虎通義》的民本思想，顯然是以儒家士大夫的民本思想為主導的。

注釋：

[1]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四書學與中國思想傳統(tǒng)的重建和整合研究》（15 AZD032）。

[作者簡介]：朱漢民（1954-  ），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中國思想文化史。

[2] 《尚書正義》卷七，《胤征第四》。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二冊，第183頁。

[3]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jīng)學思想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卷，第386頁。

[4] 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經(jīng)學極盛時代》。吳仰湘《皮錫瑞集》，岳麓書社2012年，下冊，第1162頁。

[5]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七，《圣人》，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336頁。

[6] 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爵》，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1-5頁。

[7]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號》，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43-45頁。

[8]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謚》，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72頁。

[9]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號》，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47頁。

[10]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四，《封公侯》，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130-131頁。

[11]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三綱六紀》，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373-375頁。

[12]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號》，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56頁。

[13]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號》，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60-65頁。

[14]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誅伐》，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11-215頁。

[15]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九，《五刑》，中華書局1997年版，下冊，第437-442頁。

[16]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九，《五經(jīng)》，中華書局1997年版，下冊，第447-448頁。

[17]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九，《五經(jīng)》，中華書局1997年版，下冊，第444-445頁。

[18]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三，《禮樂》，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93-95頁。

[19]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爵》，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6-7頁。

[20]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一，《爵》，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16-17頁。

[21]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號》，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57-60頁。

[22]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二，《謚》，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67-68頁。

[23]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諫諍》，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27-228頁。

[24]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諫諍》，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31-232頁。

[25]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諫諍》，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26頁。

[26]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諫諍》，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29頁。

[27]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五，《諫諍》，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28頁。

[28]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六，《宰變》，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67頁。

[29]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六，《封禪》，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283頁。

[30] 《尚書正義》卷十五，《召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jīng)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二冊，第402頁。

[31]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四，《封公侯》，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141頁。

[32]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卷七，《考黜》，中華書局1997年版，上冊，第302 

本文轉載自：儒家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