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文史哲》 | 來源日期：2013年3期 | 責任編輯：黃南
作者:貝淡寧|譯者：李揚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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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ㄘ惖瓕幧诩幽么?，現(xiàn)為清華大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教授） 摘要：儒家的賢能政治理念起始于有教無類的假定，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任務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領導者，并鼓勵盡可能多的人才參政。新加坡的政治實踐真正的創(chuàng)新性貢獻在于它挑戰(zhàn)了民主的普遍性。“賢能政治”的概念最為恰當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政治理論學家已經對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質疑。賢能政治過去一直是，將來也仍會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民主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賢能政治則有助于彌補它的一些缺陷；中國政治制度自１９９０年代前期以來變得更加賢能化了。在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已通過將自身塑造為一個更為賢能化的組織來完善其治理。 關鍵詞：賢能政治；民主政治；票箱政治；中國；新加坡；中國共產黨 ?。保梗梗材?，弗朗西斯·福山（Ｆｒａｎｃｉｓ?。疲酰耄酰幔恚幔┌l(fā)表了其著名的觀點，即自由民主制戰(zhàn)勝與之相競爭的其他制度，意味著歷史的終結。不消說，蘇聯(lián)解體之后自由主義者們短暫的歡欣鼓舞，很快便被對在西方世界之外實施自由主義實踐之困難的冷靜分析所取代。殘酷的種族戰(zhàn)爭、危害深重的貧困、橫遭破壞的環(huán)境以及無處不在的腐敗，這樣一些更為顯著地困擾著發(fā)展中國家的問題，為成功建立并鞏固自由民主的政治安排設下了嚴重的障礙。然而這都被視為令人遺憾的（希望只是暫時的）、拖延歷史之終結———也即自由民主最終戰(zhàn)勝其競爭對手之時———的困擾。它們并不必然地對自由民主的理念構成挑戰(zhàn)。人們普遍認為，只要有可能得到，自由民主是所有理性個體的心之所愿。 （一）“亞洲價值觀”與新加坡模式 對自由民主更為深刻的挑戰(zhàn)則出現(xiàn)在東亞地區(qū)。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圍繞著“亞洲價值觀”展開了一場爭論。這一概念是由一些亞洲官員及其支持者提出的，旨在對抗西方式的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們聲稱，亞洲人特別強調家庭和社會和諧，這也就暗示著，為了促進人權和民主，那些生活在混亂而破碎的西方社會的人們在干預亞洲事務的時候應當三思。就像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所說的，亞洲人“毫不懷疑，一個社會利益高于個體利益的社會，比起美國那種個人主義來說要更適合他們”。這些言論引起了國際上的注意，主要原因在于，東亞領導人看來正在主持著如同一份聯(lián)合國人類發(fā)展報告中所稱的“２０世紀，也可能是歷史上最為持久而廣泛的發(fā)展奇跡”。 關于“亞洲價值觀”的爭論是由政治領導人帶著可疑的動機加以主導的，但李光耀及其同仁的主張確實對亞洲社會有一定的導向作用：它促使東亞地區(qū)的批判性知識分子去思索他們如何在一場有關人權的爭論中自我定位，而他們此前并未在其中扮演什么實質性的角色。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這場爭論主要聚焦于人權。一種人權建制僅僅（或者主要）以在西方自由民主社會中建立起來的道德抱負及政治實踐作為支撐，它究竟能有多么“普遍”呢？如果亞洲文化不像西方的那般個人主義化，那么也許有某種形式的統(tǒng)治和政策更加適用于亞洲社會呢？———這種形式不同于通常由自由主義理論家、西方政府和在沒有東亞的大量投入的情況下制訂的國際人權文件所認可的那種人權標準。如何使“亞洲價值觀”和文化傳統(tǒng)充實進“國際”人權建制，使其真正成為一種建立在被廣泛接受的人權之上的國際秩序？批評“西方式”人權的亞洲評論家說，自由主義者既沒有尊重亞洲那些有可能對一種“西方化”人權建制有糾偏作用的非自由主義的道德規(guī)范，也沒有在使人權成為一個真正普遍的理念方面有所作為。 然而在１９９７至１９９８年間，東亞奇跡看來傾塌了，關于“亞洲價值觀”的爭論也深受其牽連。對許多人來說，這個終結來得可為時不晚，因為整場討論似乎都擱淺在錯誤的理論前提上了。最明顯的是，亞洲是一個巨大且極其多樣化的大陸，擁有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這里容納了眾多宗教，如伊斯蘭教、印度教、儒教、基督教和佛教，還有眾多的種族、民族、習俗和語言。那種認為亞洲自身有著與西方根本不同的文化精華的觀點，至少也不怎么站得住腳。亞洲的一些政治家，像韓國前總統(tǒng)金大中，便公開質疑李光耀所主張的“亞洲價值觀”。他辯稱，自由民主的政治價值和實踐不僅是普遍的，也同樣適宜于他的國家。既然是由那個國家的政治領導人提出的，要說“亞洲價值觀”實際上就是“新加坡價值觀”，只是有一點點夸大其實罷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加坡對于有關政治價值討論的創(chuàng)新性貢獻：新加坡的官方話語之所以沒有多少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性，一則因為它挑戰(zhàn)了人權的普遍性，而更重要的是，它挑戰(zhàn)了民主的普遍性。在“好”的民主政體和“壞”的專制政體之間，新加坡的領導人們摒棄了二分法。他們認為還是“賢能政治”的概念最為恰當地描述了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鑒于新加坡人口不多、資源基礎有限，這個國家應該歸于最有天賦和最有聲譽的人們所領導，選拔則依據品德來進行。讓我們再次引用李光耀所說的話： 新加坡是一個建立在努力和品德，而不是取決于出身的財富或者特權基礎上的社會。［精英提供了］符合人們利益的［國家］權力的方向、計劃和管理……將我們有限而微薄的資源托付給這個群體，為的是讓他們提供我們社會中的酵母菌、發(fā)酵劑和催化劑，僅僅這些便能夠保證新加坡維持如常……這一社會體制使得幾乎沒有任何自然資源的我們，提供了在亞洲位居第二的生活水平……現(xiàn)行計劃和政策執(zhí)行的主要負擔，都落在三百位關鍵人物的肩上……這些人們出身于貧窮和中產家庭。他們來自于不同的語言學校。新加坡是一個賢能政治的社會。這些人是通過他們自身的良好品質、辛勤工作和高績效來獲得提升的。 “賢能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每個人都應當在受教育和參與政治方面機會均等，但每一個受教育的人并不具備同樣的能力來進行符合道義的政治決斷。因此，政治的任務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人并讓他們?yōu)檎螆F體服務。如果領導者表現(xiàn)良好，人們多半也會配合。 這樣一種路徑與新加坡華人社區(qū)的儒家理念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正如李顯龍總理（也即李光耀之子）所解釋的那樣：“許多儒家理念仍與我們密切相關。王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猓。瑁铮睿铮颍幔猓欤濉。恚澹睿┑母拍畋闶且粋€例子。君子有責任做對人民正確的事情，并且享有人們對他的信任和尊重。這比起西方那種認為政府應當被賦予盡可能有限的權力，并且除非得到證實，否則便總是面臨著不信任的觀念，要更適合我們。” 為何新加坡關于賢能政治的言論沒能在境外引起多大吸引力？一方面，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看來并不僅在于選拔富有才干且品格高尚的儒家式君子，它也有賴于許多存在很大爭議的措施，比如嚴密控制的新聞媒體、嚴格限制的結社自由，以及對政治反對派成員的嚴厲打擊。由此，在許多外人（特別是西方世界的）的眼中，這一政治制度仍應被稱作（壞的）威權主義，即便它與朝鮮等國的威權主義政體相比而言更加“軟性”。此外，其政府自身的政治言論也表明，賢能政治不應成為一種普遍的政治理念：選拔和擢升政治人才的需求在一個缺乏自然資源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一個極小人才庫的極小城市國家最為緊迫。這樣一來，我們?yōu)槭裁匆鸵环N本該只適應于一個極為獨特的城市國家的理想范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爭論不休？ 然而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來判斷，新加坡的政治領導人似乎還是相信賢能政治能夠并且應該對其他國家，尤其是那些具有儒家傳統(tǒng)的國家的政治改革產生影響?？磥硇录悠潞椭袊诖岁P系尤為密切。從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前期開始，中國官員就被派往新加坡接受培訓，學習“新加坡經驗”。當然，新加坡的政治價值觀和政治體制無法被輕易地轉移到中國這樣的大國，但新加坡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卻或許可以轉移。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領導人反復強調過學習新加坡治理模式（某些方面）的必要性。 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前期以來，中國政治制度變得更加“賢能化”了。但這是件好事嗎？我樂意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理由有三：首先，賢能政治過去一直是、將來也仍會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其次，票箱民主是一種有缺陷的政治制度，賢能政治則有助于彌補它的一些缺陷。第三，在過去三十年左右的時間里，中國共產黨已通過將自身塑造為一個更為賢能化的組織來完善其治理。下面，我將分別論述這些因素，并用些許建議來作為結束，以便縮小現(xiàn)實與賢能政治理念之間的鴻溝。 ?。ǘ┵t能政治與中國政治文化 賢能政治是中國政治文化史的主題。“尚賢使能”的理念伴隨著春秋時期建立在門第血統(tǒng)基礎之上的貴族秩序的崩潰而產生。這是戰(zhàn)國時期大多數著名思想家所共有的觀念，政治思想家們并就如何界定品德以及如何完善建立在品德基礎上的政治實踐和政治制度展開了討論?？鬃诱J為，賢能政治起始于有教無類的假定。然而，并不是每一個受教育的人都具備同樣的能力來作出符合道義的政治決斷。因此，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任務便是挖掘出那些能力超常的領導者，并鼓勵盡可能多的人才參政。在孔子看來，這樣的統(tǒng)治者才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 在中國的帝制時代，賢能政治的制度化是通過將成功的應試者置于名利之路的科舉考試制度來實現(xiàn)的。不論這種制度有怎樣的缺陷，它確實提供了人才選拔的最低標準，帶來了適度的社會流動。這一制度波及韓國和越南，并影響到西方國家公務員考試制度的發(fā)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東亞社會發(fā)展迅速，至少應部分地歸因于按照賢能的標準選出的政治領導人所作的穩(wěn)健決策。目前，政治調查顯示，受儒家傳統(tǒng)影響的東亞各國普遍支持賢能政治的理念。史天健和呂杰認為，在中國，大多數人認可“賢能政治話語（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ｓｈｉｐ?。洌椋螅悖铮酰颍螅澹?rdquo;而不認可“自由民主話語”（ｌｉｂｅｒａｌ?。洌澹恚铮悖颍幔簦椋悖洌椋螅悖铮酰颍螅澹?，前者認為有必要選出“關心人民需求、決策時考慮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會選擇好的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則強調可以確保人民參與政治及選擇領導人的權利的程序性安排。 賢能政治的理念也是西方政治理論和實踐的核心。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為賢能政治理念辯護的著名言論是：最好的政體是由那些因具有卓越能力作出合乎道德的政治決斷而被選出的政治領導人所組成的，這些領導人被賦予統(tǒng)治這一共同體的權力。在隨后的歷史中，賢能政治也有相當的影響力，盡管后世思想家很少擁護純粹的賢能政治形態(tài)。美國的開國元勛以及１９世紀的密爾（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停椋欤欤?、托克維爾（Ａｌｅｘｉｓ ｄｅ?。裕铮悖瘢酰澹觯椋欤欤澹┑?ldquo;自由主義精英”都提出了試圖將賢能政治和民主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政治主張。不過，將賢能政治理論化的努力已經從西方政治話語中盡數消失了。雖然有數百成千探討民主理論與實踐的書籍，但人們很難想出有哪一部最近出版的（并且出色的）關于賢能政治理念的著作。
?。ㄈ┟裰髡闻c賢能政治 如果自由民主政治被廣泛認可為最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像溫斯頓·丘吉爾的名言所說的，是一種最不壞的政治制度），有關賢能政治討論的缺席便不成問題。然而，自由民主制遭遇的質疑越來越多。史無前例的商品、服務和資本的全球流動造成了西方民主國家的“治理危機”，這一點很多政治學家都有所記述。資本家的利益在政治程序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權力，特別是在美國政治制度中，像它被描述的那樣（也許不是那么公平），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政治理論學家已經對投票制度本身提出了質疑。部分原因是選民往往只自私地考慮自身狹隘的物質利益，而忽視了子孫后代和生活在國家邊界以外那些受到政府決策影響的人們的利益。杰森·布倫南（Ｊａｓｏｎ?。拢颍澹睿睿幔睿┰f，如果選民無法作出符合道義的政治決斷，還不如不去投票的好。一些問題無疑已經表明，投票時追求狹隘的經濟私利會讓缺乏代表權的非選民們面臨災難性的后果（想想全球變暖吧）。也許同樣令人擔憂的是，選民們經常對自身的利益存在誤解。布萊恩·卡普蘭（Ｂｒｙ－ａｎ Ｃａｐｌａｎ）通過廣泛的實證研究顯示，選民常常是非理性的，他因此建議對選民的參政能力進行檢測以作為矯正措施。當然，這樣的建議在自由民主社會注定是行不通的。一人一票形式體現(xiàn)出來的政治平等原則在當今具有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１９世紀，密爾還能提出讓受教育者獲得額外選票的建議，但如今支持這種建議的人（在西方國家）可能會被認為已經喪失了其道德準則。 |
好在中國的政治理論家并沒有這么教條。蔣慶提出，民主的合法性（在西方根植于人民主權論）應該受到另外兩種合法性亦即天道和傳統(tǒng)的平衡。他認為，在現(xiàn)代背景下，這種政治理想應該通過三院制國會來實現(xiàn)，其中權威在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院之間分配，三者代表了三種形式的合法性。與之類似，白彤東和陳祖為提倡把民主政治和賢能政治因素結合起來的混合政治體制模式，其中，賢士院的政治領袖通過考試以及在政府基層工作的政績選拔產生（我也贊成混合體制，由賢能之人組成的議院被稱為賢士院［ｔｈｅ?。龋铮酰螅濉。铮妗。牛澹恚穑欤幔颍。校澹颍螅铮睿螅荩＿@些模式可能有點烏托邦色彩，但他們提供了新的（這或許存在爭議）、更好的標準來評估中國以及其他國家的政治進步。不是簡單地以中國是否變得更為民主來進行判斷，新標準提供了判斷政治進步（或退步）更為全面的方法。關鍵在于中國政治制度是否變得更為賢能化。這里或許有令人樂觀的理由。
?。ㄋ模┵t能政治與中國共產黨
在其成立初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明確拒絕了儒家所倡導的賢能政治理念。這也許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當時的主要任務是鼓舞革命斗志，增強軍事力量以終結外國列強的壓迫和欺凌。但如今，中國共產黨領導建立起了相對安全和強大的中國，這意味著中國可以較少地擔心政治共同體的生存問題。因此，任務的重心轉移到由德才兼?zhèn)涞恼晤I袖實施善政的問題，中國共產黨的選拔和晉升機制因此變得更為尚賢。
?。玻笆兰o８０年代，中國一流大學里的優(yōu)等生往往不會設法努力加入中國共產黨?，F(xiàn)在情況不同了。２０１０年，在清華大學這樣的名校，全部本科生中的２８％，大四畢業(yè)生中的４３％，以及碩士畢業(yè)生中的近５５％是共產黨員（我在清華教書近八年，我的許多優(yōu)秀學生都是共產黨員）。中國共產黨同時還盡力吸引城市中的年輕專業(yè)人士這一“新社會階層”，包括商人、私企業(yè)主、律師和會計。
干部晉升體制的尚賢色彩更為明顯。在幾年前與幾位中外學者的對話中，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李源潮先生講述了一些有趣又很能說明問題的細節(jié)。他提到，對于不同的政府層級，判斷能力和品德會使用不同的標準。在基層，與人民的緊密聯(lián)系尤其重要（換句話說，或許民主在基層更為重要）。在較高的層級則更多地強調理性，因為領導需要綜合考慮多重因素，決策制定所涵蓋的治理領域也更廣，但關心群眾等美德、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也很重要。干部還應以身作則樹立廉潔的榜樣。為了說明政府高層干部選拔的嚴密（尚賢）性，李先生介紹了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的選拔過程。首先是包括退休干部在內的提名過程。獲得較多提名的候選人將進入下一個環(huán)節(jié)。接下來是考試，包括像如何當好秘書長這樣的試題。有十幾個人參加考試，從中篩出五位入選下一輪。為確保程序的公正性，答卷要被張貼到走廊供所有人評判。之后是口試，由部長、副部長和大學教授擔任考官。為保證公開和透明，為秘書長工作的一般干部可以旁聽，如此他們可以監(jiān)督整個過程。三位得分最高的候選人入選下一輪。之后，人事部門將組成一個檢查組，考察各位候選人的政績和品德，其中品德的表現(xiàn)更為重要。這一輪中選出兩位進入下一階段。最終的當選者將由一個１２位部長所組成的委員會投票產生，至少需要獲得八票。如果首輪投票沒有人獲得所需票數，部長們將繼續(xù)討論，直到三分之二的評委就當選者達成一致。
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如此嚴格的選拔過程確實令人印象深刻（成功當選者更令人敬佩）。人才選拔過程的這種透明有助于增強政府的合法性。如果人民不清楚選拔過程，就會懷疑干部晉升主要是基于效忠、關系或腐敗。透露一些具體的選拔機制，可能會消除上述疑慮。當然，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比如讓人們更多地了解那些影響到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成員選拔的標準就非常有益，不過，李先生向我們介紹組織部干部的選拔過程，本身就是政府高層決意增加透明度的良好信號。
?。ㄎ澹┩晟瀑t能政治
中國共產黨“現(xiàn)實存在”的賢能政治好處很明顯。干部要經過極其嚴格的人才選拔過程，只有那些既往政績優(yōu)異的人才有可能晉升到政府的最高層。培訓過程包括對品德的培養(yǎng)，比如通過在貧困鄉(xiāng)村地區(qū)工作一定時間來培養(yǎng)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此外，這種尚賢的選拔過程可能只在一黨執(zhí)政的國家里方才有效。在多黨制國家中，政府核心成員會因不同政黨的領導而發(fā)生更迭，因此不能確保政府基層官員由于政績突出而得到提拔，政黨也沒有強烈動機去培訓干部，使其在政府高層工作時更富有經驗。所以，即便是像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這樣有才能的領導人，一旦上任可能也會犯很多“新手錯誤”，因為他們沒有接受過為迎接在政府最高層工作而應有的適當歷練。中國領導人則由于經驗和歷練的關系，不太可能犯這樣的錯誤。最高決策出自委員會———政治局常委，也消除了某一個人有著不切實際的和無知的看法，卻有權作出錯誤決策的情況（如李光耀在新加坡推行的受教育婦女生育優(yōu)惠的政策，其理論基礎是多數科學家反對的優(yōu)生學）。
中國領導人上任后，他們能夠作出慮及所有利害相關者利益的決定，包括子孫后代和居住在國外的人們。相比而言，在多黨制民主國家，領導人通常經過競選獲任，他們需要操心下屆選舉的問題，很可能基于關系到他們連任機會的短期政治考慮而作出決策。像后代子孫這些非選民的利益，即便會受其政策影響，假如與現(xiàn)任選民利益相沖突，也很有可能不會被認真對待。
此外，在西方式民主中，真正的掌權者是在選舉中由人民選出的人，這個事實往往意味著“官僚”并不倍受重視；因此，相對平庸者會進入官僚體制。這一缺陷在美國政治體制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從最近我與一位年輕的羅德獎學金（也許是美國教育體制中最有名望的獎學金，意在選拔未來領導）獲得者的談話中便可見一二。她對國際事務很感興趣，我建議她或許可以進入美國國務院，但是她說，有人曾警告她，有志向有才能的人很難從那樣的體制中脫穎而出。相反地，中國政治體制并沒有明確地區(qū)分“官僚”和“掌權者”，從而不會阻礙有志向的人才加入這個政治體制的基層，因為他們有望向高層晉升。
這并不意味著美國和其他國家就應該努力學習中國式的賢能政治。一方面，賢能政治更易在一種特定的政治文化形式中表現(xiàn)得可行而穩(wěn)定：像前面提到的，政治調查顯示，受儒家傳統(tǒng)影響的東亞國家的人們更趨向于重視賢能政治，然而在其他文化中可能并非如此。比方說，美國政治文化形成了一股強烈的“反精英”思潮，因此很難想象它會支持賢能統(tǒng)治的一黨制。這并不是否認美國政治體制中存在精英主義元素（例如，最近數任美國總統(tǒng)都是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的畢業(yè)生），但政治領導人往往不愿公開表現(xiàn)出這些精英主義特征。再者，很難想象美國的政治體制會作出鼓勵更加賢能化的重大憲法改革（可以預見更糟糕的憲法改革———例如，倘若美國本土遭到另一起重大恐怖襲擊———而不是好轉的）。與之相反，中國憲法體制在必要的情況下更有可能進行重大變革。
筆者也并不是說中國“現(xiàn)實存在的賢能政治”已盡善盡美。中國的賢能政治取得了顯而易見的成功：中國領導人創(chuàng)造了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扶貧成就，數億人擺脫貧窮走上了富裕之路。但同樣明顯的是，中國的一些問題如腐敗、貧富差距、環(huán)境破壞、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為了自身利益扭曲經濟體制的過分強大的國有企業(yè)等，似乎是在政治體制變得更加賢能化的同時惡化了。問題部分地在于中國各級政府缺乏民主，畢竟，民主可以提供權力制衡，也為邊緣化的群體提供表達政治意愿的機會；但部分地也是因為賢能政治在中國尚未得到充分的發(fā)展。這一制度在過去三十年間逐漸賢能化，而未來能夠、也應該更為賢能化。
（六）改進的余地
賢能政治涉及德才兼?zhèn)涞恼喂賳T的選拔和晉升，請允許我依次論之。過去三十年里，中國共產黨最明顯的進步大概就是更加注重對能力超群的官員的挑選和提拔，尤其是在政府高層。但是，即使在這方面也仍然有改進的余地。不妨考慮一下“反賢能”理念對政治言論的限制作用。最好的政治決策當然必須建立在完整信息的基礎之上，但是，如果一味擔心負面結果，可能會阻礙相關各方自由表達觀點。我發(fā)現(xiàn)中國共產黨在開始進行內部調研，以盡可能充分地獲取信息，干部們也被鼓勵不斷學習和提高，但言論障礙的減少可能會提高決策的質量。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過于嚴格的、歷時多年的人才選拔過程有可能阻礙冒險精神。換言之，相對有創(chuàng)造力和原創(chuàng)性思維的人才可能因為得罪人或者挑戰(zhàn)了“常規(guī)”，早早地便被淘汰了。在危機時刻，中國的政治制度或許能作出實質性調整，但在平時，當一種制度的合理性已經過期很久之后，仍然存在著固守現(xiàn)狀的情況。也許這個問題自有解決之道，比如在政府重要崗位上（包括政治局）多設一兩個崗位，允許出身于其他行業(yè)的人才，像是商人或學者來擔任。
選拔過程也許有必要進一步對國外公開。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當然是服務中國人民。但中國現(xiàn)在是全球性大國，其作為也會影響到生活在中國以外人的利益，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時候，中國需要盡可能地人性化。政府領導人子女在海外接受教育是一個好現(xiàn)象，因為他們可以充當非正式顧問，不過，什么也替代不了領導人直接接觸外國的做事方式。在選拔政府高層領導人的過程中，或許也應該重視海外經歷，甚至是外語技能。閻學通認為中國政府應該像唐朝那樣聘用更多有才華的外國人做官。
同樣重要的是，政府最高層需要吸收更多的少數民族成員以擴大其代表度，即便他們沒能從現(xiàn)有政治體制中脫穎而出。只有真誠的宗教信徒才清楚什么真正對其教派有利，而賢能政治的決策需要容納更多的宗教團體成員來體現(xiàn)其代表性。蔣慶所提議的國體院便是由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各種宗教，包括儒教、藏傳佛教、道家和基督教的領袖所組成。
當然，賢能政治決策不僅是擁有能力和知識進行政治決策的問題。擁有高水平分析能力和專業(yè)知識然卻不道德的決策者，其危害要甚于那些不怎么稱職、不知該如何實現(xiàn)邪惡目的的平庸的政治領導人。筆者并不是說中國政治領袖缺乏道德。我見過很多令人敬佩的官員，他們富有公德心，為了公眾利益不惜犧牲自身的利益。但是，有道德的領導人不應營私舞弊，而在當今中國，幾乎每個人都認為政治腐敗是個嚴重的問題。中國領導人的任期和年齡限制有助于抑制腐敗，但還需要其他機制的配合———相對獨立的反腐機構（類似于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公署）、更多的透明、媒體報道腐敗案例的自由、領導人及其家庭成員的財務審計、提高領導人酬勞、對腐敗分子的嚴厲懲罰等。還有必要更加嚴格地注重政治領袖的道德教育。現(xiàn)行的領導選拔過程沒有為系統(tǒng)思考道德和政治問題留出足夠的時間。在黨校的短短數周并不足以讓領導者充分閱讀政治學、歷史學和哲學名著，來增益其關乎作出符合道義的政治決斷方面能力的知識。如果給政治領袖半年的假期，專門去閱讀名著（尤其是更直接論述政治倫理的儒家經典），長遠來看有助于增強其作出符合道義的政治決斷的能力。同樣重要的是，在中小學階段更加注重儒家經典可能會改善未來中國領導人的道德教育水平。
當然，除了抑制腐敗之外，一個政治決策者應該做更多的事情。他／她也必須是出于對人、動物和自然界的人道主義和惻隱之心。但要把這一愿望同政治決策機構，特別是最高層當中女性代表名額極端不足的狀況協(xié)調起來，殊為不易?，F(xiàn)行的領導選拔過程對女性非常不利：這一過程是如此費時，看來難以與普通的家庭生活相調和。由于女性多是家庭成員的主要照料者，她們可能沒有足夠的時間來與男性公平地競爭政府高層職務（即便女性不充當主要照料者的角色，選拔過程也會受到下述期待的影響：據說女性格外難以被外交部錄用，因為人們通常認為這樣的職位很難同普通家庭生活相調和）。如果我們承認惻隱之心主要是一種女性特質，那么就應該鼓勵更多女性進入政府。也許政府最高層職務中的半數應該交由女性擔任。一個由更多女性領導者組成的政府更有可能以一種充滿同情和仁愛的方式來進行統(tǒng)治，對此我毫不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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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想說的話可能在具有民主傳統(tǒng)的國家引起激烈的爭議。很顯然，“賢能化”的過程是一個沒有明確終點的長期轉型（它不像“民主化”那樣，通常意味著就一個國家最高政治領導人而進行的自由公平的競選）。中國可以從通常與民主政體相關聯(lián)的政治美德中學到很多東西，如政治參與、自由、透明和寬容等等。但是，中國能夠并應該建立在賢能政治現(xiàn)有和潛在的優(yōu)勢基礎之上。被賦予政治決策權的政治官員長達幾十年的訓練，在決策時有能力考慮子孫后代、世界其他地方人和自然界的利益，即使該決策可能與大多數公民的利益發(fā)生沖突；委員會決策而不是給予個體（比如美國總統(tǒng)）最終的決定權等。賢能政治的所有這些優(yōu)勢與更多的自由、透明、寬容、非全國性政府的政治參與和最高層一定程度的政治競爭是相容的。但賢能政治與高層的多黨競爭不相容，也與一人一票選舉最高決策者不相容。因此，中國的任務不是學習當今許多民主主義者所認為的民主制度的核心內容，而是改善賢能政治，學習民主制度的某些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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