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當代中國大陸佛教研究的新趨勢——以“北京大學佛教文獻、歷史與哲學工作坊”為例

　　21世紀以來，我國的佛教研究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興旺局面，新生代佛教學者的研究領域更趨多樣化，普遍具有較好的語言基礎，問題意識與方法論有跨學科的學術視野。本文結合北京大學近期舉辦的系列佛教學術活動，借以分析當前我國佛教研究的新趨勢。

　　佛教研究在中國大陸，主要依附中國哲學或中國歷史專業(yè)。相關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佛教哲學或佛教史領域，往往圍繞某個人物、宗派或某部典籍的思想或歷史研究，尤以宗派史、斷代佛教史或地方佛教史的研究成果最多。1995年北京大學率先成立宗教學系，宗教學專業(yè)隨后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佛教研究正式在宗教學的框架內(nèi)培養(yǎng)專業(yè)人才。然而，直到今天，在中國大陸的學科體系里，宗教學從屬于哲學，宗教研究的博士論文需要得到哲學學位委員會的認證。因此，佛教研究的主流，實際上還是以佛教思想為主體，研究對象仍以漢傳佛教為主。幸好學術界大多能意識到宗教學的內(nèi)涵不同于哲學，佛教研究需要容納更多的學科背景，尤其是語言學、文獻學與考古學，甚至還包括社會學、心理學等領域的知識背景與方法論訓練。佛教經(jīng)典的解讀能力、佛教史的問題意識、佛教哲學的詮釋方法，緣此有了新的發(fā)展。“北京大學佛教文獻、歷史與哲學工作坊”舉辦的系列學術講座，即能體現(xiàn)這些方面的變化。該工作坊由北京大學佛學教育研究中心主辦，旨在搭建我國中青年佛教學者的學術交流平臺，每學期邀請三位學者發(fā)表講演，始于2012年3月，迄今已經(jīng)舉辦15講：

　　張麗香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講“印度佛傳圖像的發(fā)展”，張志強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主講“歐陽竟無的系統(tǒng)化佛學”，薩爾吉副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講“緣起法偈的淵源與流變”，周拉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院)主講“蓮花戒《修習次第論》三篇與藏傳佛教修道次第理論”，羅鴻博士(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主講“寶藏寂《般若波羅蜜多優(yōu)波提舍》中有關中觀和瑜伽的論述”，葉少勇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講“關于龍樹中觀哲學中幾個關鍵概念的理解”，周廣榮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講“曼殊揭諦行實摭考”，曹凌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講“早期佛教儀式史研究中的資料問題——以形成期懺儀的研究為例”，圣凱副教授(清華大學哲學系)主講“地論學派南北道成立的‘虛像’與‘真相’”，惟善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主講“說一切有部之‘隨心轉法’的概念分析”，俞學明教授(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主講“關于隋唐佛教宗派問題的幾點認識”，劉成有教授(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學院)主講“從《起信》義諍看佛學研究的現(xiàn)實關懷”，陳明教授(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主講“梵漢兼明：唐代義凈的佛教律典翻譯”，李裕群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主講“鄴城地區(qū)石窟與鄴城佛教”，張培鋒教授(南開大學文學院)主講“從敘事學角度看僧傳”。

　　這些講座的議題并沒有事先設定，完全尊重學者自己的選擇。他們的議題，明顯表現(xiàn)出當前佛教研究的兩大趨勢：佛教文獻學的全面展開、佛教解經(jīng)學的積極嘗試。這具體表現(xiàn)在以下三個方面：

　　1.新資料的發(fā)現(xiàn)、整理與運用

　　敦煌遺書給20世紀的佛教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特別是對禪宗史的研究產(chǎn)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近年來，對于敦煌遺書的分類整理與運用，佛教學者為此投入很多的精力。參加工作坊的曹凌博士，在敦煌遺書里發(fā)現(xiàn)了一百多種疑偽經(jīng)，編成《中國佛教疑偽經(jīng)綜錄》500余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成為該領域的工具書。以前的敦煌文獻整理，主要集中在各地圖書館所藏文獻的編目及匯集出版。現(xiàn)在的研究，更多地是在進行分類主題的資料整理。近些年在這方面比較顯著的研究成果，是中日韓三國學者共同識讀、整理地論宗文獻，已經(jīng)出版《藏外地論宗文獻集成》(青木隆、方廣锠、池田將則、石井公成、山口弘江整理，韓國金剛大學2012年版)，第二冊不久前也已正式出版。圣凱法師在工作坊講述地論宗南道與北道的形成過程，是他多年研究地論宗的心得，也是他從敦煌遺書廣泛搜集資料的結果。現(xiàn)在有一批學者把精力放在南北朝佛學研究，敦煌遺書可能會提供許多意想不到的幫助。

　　佛教研究的新資料，還包括考古發(fā)掘的金石碑銘、佛教造像、壁畫浮雕、寺塔遺跡和法器遺物等。在過去幾十年里，中國的重大考古發(fā)現(xiàn)接二連三，一批涉及佛教史重大問題的墓志銘重見天日，像神會、慧光的墓志銘出土以后，以往一些懸而未決的爭論就此結束。還有像在中國歷史上的六朝古都鄴城，考古學家發(fā)現(xiàn)了大批北朝及隋唐時期的佛像，這些資料是我們深入研究中國佛教史珍貴的一手材料。而且，這批佛像的出土，還會帶動我們對佛教藝術史的研究。在文獻資料運用越來越充分的背景下，如何運用非文獻的實物資料，是我們這個時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趨勢。張麗香博士在工作坊討論印度佛傳圖像的發(fā)展過程，主要是在歐洲學者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浮雕上的銘文而展開，一方面是講述佛傳圖像藝術在印度的變化，另一方面則依據(jù)這些實物資料細化我們對印度佛教史的認識與理解。所以，這種實物資料雖然常與傳世文獻并無直接的關系，卻能幫助我們建立對于特定時期佛教史的直接印象，從而對相關的佛教典籍有較準確的理解。有了這種直觀的認識，在我們撰寫佛教史、研讀佛典時就會有寶貴的親切感：一種對于社會時代背景的直接想象。在李裕群教授講述鄴城地區(qū)石窟寺時，在場聽眾宛然回到了當時的佛教生活場景。

　　對中國早期佛教史的研究，實際上離不開道教及正史的資料。新一代大陸佛教學者，對這些資料的運用越來越普遍。隨著研究的深入，對像《續(xù)高僧傳》、《辯正論》、《弘明集》、《廣弘明集》等一些佛教內(nèi)部史料的局限性，大家會有越來越多的體會。借用道教的資料，可以彌補這些方面的缺憾。曹凌博士在工作坊講述“早期佛教的懺法儀式”，大量引用道教的資料，講述佛教懺法與道教齋法在儀式結構上的相似性。那一場講座的評議人劉屹教授，他的研究平時雖以南北朝道教為主，但也兼顧佛教與道教的交涉與互動。以綜合的、比較宗教學的眼光來看待中國佛教史，盡量拓展研究資料的使用范圍，將之納入“中國宗教史”的范疇，這是當前佛教研究的重要趨勢。

　　2.梵文、巴利語和藏語佛典的整理與運用

　　以上提到的新資料，其實局限在漢語范圍內(nèi)。佛教經(jīng)典的語言，最主要的還有巴利語、梵語與藏語。在過去的一百年里，北京大學長期有這方面的研究傳統(tǒng)。1918到1928年，著名的梵文學者鋼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ël-Holstein)，受邀到北京大學教授梵文和印度宗教史。在此期間，他完成了對《大寶積經(jīng)迦葉品》的整理和研究。1946年初，北京大學正式建立東方語文學系，聘請剛從德國留學歸國的季羨林先生擔任系主任，重新開始梵文與巴利語的教學，后來一度還設藏文專業(yè)。在上世紀60年代，我們還對在西藏發(fā)現(xiàn)的大批梵文貝葉經(jīng)編出了簡要的目錄。不過，對梵文佛典做出真正意義上的文獻學研究，還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在王邦維、段晴、姚衛(wèi)群等教授的指導下，一批年輕梵文學者脫穎而出。他們的工作，既包括梵文碎片的拼接整理，也包括對梵文佛典的識讀與轉寫，并作相應的?？?，譯為漢語。

　　工作坊最初的兩位主持人，葉少勇、薩爾吉兩位博士都是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亞學系的教師，擅長梵語與藏語。葉少勇著有《〈中論頌〉：梵藏漢合校 • 導讀 • 譯注》、《〈中論頌〉與〈佛護釋〉：基于新發(fā)現(xiàn)梵文寫本的文獻學研究》，受到學術界的廣泛好評。依據(jù)在西藏發(fā)現(xiàn)的兩件迄今為止被認為最古老的梵文《中論頌》文獻(一是單行的《中論頌》，一是佛護注釋本)，葉博士重新校勘《中論頌》全文，被認為是繼狄雍(Jan W. de Jong)1978年?？闭肀局笞詈玫摹吨姓擁灐疯笪谋尽Ｋ诠ぷ鞣坏闹v座，“關于龍樹中觀哲學中幾個關鍵概念的理解”，是其在文本研究基礎上的思想解讀。薩爾吉在工作坊從舍利弗和目犍連的皈依談起，運用梵、巴利、藏語文獻，討論緣起法頌的淵流變化，從而把這個看似簡單的偈頌，還原到印度佛教史的復雜背景之中，揭示其不斷深化的思想內(nèi)涵與宗教功能。惟善法師對有部思想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對梵文佛典的解讀基礎上。

　　此外還有羅鴻博士主講的“寶藏寂《般若波羅蜜多優(yōu)波提舍》中有關中觀和瑜伽的論述”，周拉副教授主講的“蓮花戒《修習次第論》三篇與藏傳佛教修道次第理論”，都是研究非漢語的佛教文獻。這種基于佛典語言的文獻學(Buddhist Philology)研究方法，在當代中國佛教學者中間，開始得到越來越多的響應。事實上，北京大學宗教學系的佛學專業(yè)博士生，現(xiàn)在基本上被要求掌握梵語，至少要有一年的學習經(jīng)歷。

　　當然，在語言文獻學領域，我們現(xiàn)在還有很多不足。譬如，對蒙古文、西夏文、滿文、傣文佛典都還研究不多，相關的研究力量還要進一步整合。

　　3. 關注佛教經(jīng)典的結構與核心概念

　　中國大陸的佛教哲學研究，長期以來主要有三種基本形態(tài)：第一，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常把佛教哲學分成宇宙論(世界觀)、人生觀與方法論等內(nèi)容;其次，受中國佛教宗派思想的傳統(tǒng)影響，所謂“佛教哲學”，基本是在梳理佛教宗派的教理，即使是有一些分析，主要是受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影響;第三，受西方佛教哲學研究方式的影響，把因明學當作邏輯學、知識論研究，把唯識學當作知識論、現(xiàn)象學或心理學研究。

　　這些研究，都能以現(xiàn)在通行的語言解釋佛教的思想，容易讓讀者理解與接受。但其不利的方面，往往會與佛教本來的思想結構存在較大的距離，尤其是會抹殺不同宗派、不同傳統(tǒng)、不同時期佛教之間的差異。因此，雖然大家還想繼續(xù)從整體上宏觀把握佛教的哲學思想，但新一代學者更想直接從佛教經(jīng)典出發(fā)，在尊重歷代注疏的基礎上，緊扣原文解讀其中的佛學思想。事實上，中國歷史上的佛教宗派，都有各自的經(jīng)典注釋傳統(tǒng)。譬如，天臺宗主要依據(jù)《法華經(jīng)》、《大智度論》，華嚴宗主要依據(jù)《華嚴經(jīng)》、《起信論》，即使是聲稱“教外別傳”的禪宗，實際上也與《金剛經(jīng)》、《心經(jīng)》的關系密不可分。因此，重新解讀歷史上的重要佛典，是激活中國佛教思想的最重要途徑之一，也是從根本上促成中國佛教現(xiàn)代轉型的重要手段。在工作坊里，周拉、羅鴻、葉少勇、劉成有的講演，都已涉及到佛典的解讀問題。在彼此的討論中，大家也注意到“佛教解經(jīng)學”的想法。但現(xiàn)在的研究，要么側重于文本的校勘與梳理，要么側重于某個思想或概念的整體把握，暫時還談不上對佛典的重新解讀。

　　中國古代的高僧大德，他們的解經(jīng)，主要包括“開題”與“消文”。開題，是從總體上解釋佛經(jīng)的題目;消文，是逐字逐句解釋佛經(jīng)的文句。這兩個方面都有一定的解經(jīng)體例，譬如，天臺宗在解題時通常是有所謂的“五重玄義”，包括：釋名、辯體、論宗、明用與判教，而在“消文”時，又有所謂“四釋”：因緣釋、約教釋、本跡釋、觀心釋。這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要思想財富，然而，這種解經(jīng)法，確實已與現(xiàn)代人的理解方式距離很大。如何創(chuàng)建一種新的解經(jīng)法，是當代佛教研究的重要課題。在工作坊里，俞學明教授反思“宗派”在中國佛教史上出現(xiàn)的時代問題，劉成有教授反思“如來藏”在中國佛教史上的實際意義。這些都是中國佛教史上極其重要的理論問題，對它們的思考，有助于我們形成新時代的“解經(jīng)學”。

　　中國佛教的宗派，究竟成于何時?有些學者借用日本佛教的經(jīng)驗，重視宗派的組織形態(tài)，認為在中國的唐代還沒有形成宗派。俞學明教授的講座，更重視宗派在教義、信仰上的認同感，支持隋唐時期存在佛教宗派的觀點。事實上，這兩種意見都有合理之處，關鍵的是，我們現(xiàn)在要更多地關注宗派與佛典之間的關系，只有把握各宗派解經(jīng)的精髓，才能體貼這些宗派出現(xiàn)的意義。否則，我們只能感受到佛教界內(nèi)部的政治角力，或者是佛教與現(xiàn)實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這些社會因素，是佛教宗派成立的助緣，并不會構成支撐信仰的真正凝聚力。

　　“如來藏”研究，幾乎是過去半個多世紀佛學界永恒的話題。不少學者是借如來藏批評中國佛教或日本佛教有違印度的佛教傳統(tǒng)。劉成有教授的講演，認真對待像熊十力這樣持“如來藏自性清凈心”的專家學者，客觀地評價這場圍繞“如來藏”的爭論豐富了中國哲學思想的內(nèi)涵、推動了中國佛學的現(xiàn)代變革。其實，現(xiàn)在抽象地、孤立地討論如來藏思想，也已變得意義不大。我們必須承認，像《涅槃經(jīng)》這樣的正統(tǒng)印度佛典主張如來藏學說。因此，現(xiàn)在的關鍵還在于如何解經(jīng)：如何把握佛典解釋時的預設前提與終極關懷，并將經(jīng)典的思想解釋落實到經(jīng)典的內(nèi)在結構。

　　綜合以上內(nèi)容，可以說，當代中國大陸的佛教研究，緊扣“語言”與“經(jīng)典”這兩個關鍵詞，整理文獻，建構歷史，演繹富有這個時代特色的佛學思想。

　　(本文原載于《中國宗教》2014年第7期)